一年之内在中国大银幕上看到了两部伊斯特伍德的电影，一部是《骡子》，一部是《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我喜欢后一部胜于前一部。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到2020年就90岁了，《骡子》让我感觉导演已显疲态，《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里，导演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力量。后来我想，说《骡子》显疲态大概是因为伊斯特伍德在其中出演又要同时担当导演的缘故？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是一部特别好的电影，我觉得很精彩。电影用了大半篇幅来堆积和强化一些冲突和矛盾，线索和悬念逐渐增多，因此在影片到达三分之二篇幅的时候，剧情的发展已经让人担心，导演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从容地处理前面所展现的戏剧矛盾？

然而，这部影片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它用最简洁的方式解决了这个矛盾，完成了整个的戏剧性过程。这一点让人十分钦佩。这是我所感受到的这部戏的一个重要特点。

但是这样的戏剧性展现特点，显然并非是普遍适用的，也并非好莱坞的经典戏剧性方式。而在一个地区和国家成立的戏剧冲突和戏剧解决，在另外一个国家未必可以复制，所以我从中看到，电影叙事的学习不仅仅涉及本体知识，还有对语境的了解和把握。文化背景和本地区日常生活行为惯性的作用在电影传意和释义的过程中十分重要。

如果对这一点不能把握，对于电影的理解就会出现障碍。不然最近火爆的《误杀》就不会将故事发生的地点放在一个看似是泰国又有点“乌有乡”意味的地方。《误杀》是改编自印度的电影，里面有印度电影一贯妖娆的想象力。但是这样的故事和戏剧性无法在中国大陆完成，即使不是尺度和表达空间的问题，也有整个社会历史和社会机制带给每个人的对生活逻辑的理解问题。

为了说明白这一点，就得复述《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的故事情节。朱维尔是一位十分负责甚至有点迂腐的保安，他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发现了炸弹，挽救了不少人。他开始是被当做英雄被报道，但很快被当做嫌疑犯来调查。这调查可以有两种理解，首先更多是官方例行公事，所有在场的人都有可能被当做嫌疑调查，另外则是当这个调查的消息被肖恩探员泄露给了报纸后，英雄“秒变”嫌疑犯的故事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这时候警方为了脸面，主观上希望朱维尔真的是那个罪犯，而肖恩探员是炸弹发现地点的负责人，炸弹不是由他而由一个保安发现，这似乎让他有点尴尬。

电影增加戏剧紧张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文本营造上来说（因为我们并不了解那个案件原型人物具体情况），它在朱维尔这个人物身上安置了很多疑点。他的阅历中包括以前当保安被开除——因为他过于热情地维护公共利益，强行进入宿舍阻止学生喝酒，在学校附近的高速公路上自作主张查酒驾，另外他曾假扮警察被处罚，他家中有很多枪支（虽然是合法的），而且他在阅读辛普森案的书籍……这些都让他符合某些有着英雄癖的人的特点——为了出名而自导自演一出事件。

上述一切导致了对朱维尔的有罪推定。但他其实是一个笨拙、善良而有原则，和母亲住在一起的胖子。他严格按照培训细节展开工作，让他显得固执，但也是这一点让他有机会发现那个炸弹。当他被当做英雄没几天，还在享受着的母亲的极度骄傲和认同的好日子里，他的命运彻底反转。他百口莫辩，幸亏前同事沃森作为他的律师帮他。

沃森看到朱维尔过于心无城府，说话坦诚随意可能为他带来灾难，因此他让朱维尔沉默，让律师代言。警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捕风捉影，对朱维尔提出很多要求，但后者依然密切配合。沃森很惊讶朱维尔为何不愤怒不反抗。

媒体人员日夜围堵他的住家，警察则日益放肆，为了寻找犯罪的蛛丝马迹，将他家里的东西甚至母亲的保鲜盒和内衣都打包到了警局。朱维尔可怜的母亲快崩溃了，他们一家像鼹鼠被堵在了黑暗的洞穴里。

事情的转折是这样发生的：在一次重要询问时，沃森照例让朱维尔少说话，但后者仍然坦白直言，肖恩问，如果不是你放的炸弹，为什么爆炸时你恰好躲到爆炸地点的背面去了？这次朱维尔不再正面回答，他问肖恩，你们从我家搜罗的东西里面找到任何可以控诉我的线索吗？当对方以沉默否定时，朱维尔则径直站起来离开了FBI的办公室。

这作为观众的我目瞪口呆，事情就这样解决掉了，干净利落，之前累积的灾难般的疑难与困惑，以最快的速度被斩断。这种戏剧冲突的解决与经典好莱坞也有所不同，它似乎预示着只要小人物获得了自我的主体性，那么它所面对的体制性势力就如泡沫一样被化解掉。它所给予的启示非常明显和直接，内涵却如同禅语。但这也符合伊斯特伍德一贯的电影做派。

这部电影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鼓动个人主体的成长与对抗的意志。它将媒体和官方机构作为一个异化力量来处理。媒体反思在美国电影中一直有非常精彩的呈现，伊斯特伍德这次继续呈现，也许这实在是他的心中块垒。另外对于官方机构这种体制化力量的失望，也许可以看作伊斯特伍德的电影母题之一。在他导演并且主演的《不可饶恕》这部著名的电影里，美国西部某小镇秩序败坏，妓女被变态牛仔殴打并毁容，警察只是让牛仔为妓院赔偿了几匹马，妓女们筹钱请伊斯特伍德扮演的杀手前来匡扶秩序。正义的实现必须绕过政府，报复正义取代了法律正义。

这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作品出产于1992年，电影故事则是发生在一百年前，作为演员与导演的伊斯特伍德的作品人物有一个从历史到当下的演化过程，但是到了今天拍摄的《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这种对于体制性力量的不信任，以及对于个体存在的深刻同情和无条件支持的态度，仍然十分坚决。

本片的饱满之处在很多地方，有一些细节处理很用心：当FBI将朱维尔母亲的保鲜盒送回来的时候，母亲企图拿手去抠掉用油性笔写上去的警方编码，但这很难。一个平民的失望和心碎就在这样的细节里。凯茜·贝茨扮演的母亲和保罗·沃特·豪泽扮演的朱维尔一度精神接近于崩溃，观众对于他们的敏感、脆弱的认同在于对体制性力量的巨大和作恶潜能的担忧。历经挣扎，唯有当内在自我慢慢成长起来、升腾起来，一切才如妖氛自动褪去。

但这是有地域差别的。这种差别就是，当朱维尔终于对FBI的无理纠缠绝望的时候，他可以轻松自在地走出FBI的办公室，这种戏剧解决的模式换一个地方就可能完全无法成立。虽然这部影片成功的地方在于对外部体制性作恶于个人压力的精彩描写，但那个来自美国中下层的Chubby男孩仍然是幸运儿，他所生活的地方的体制运作特点，让他在觉醒后的行为动作带给观众的快感得以成立。

另外我最近又浏览了一下《百万美元宝贝》（2004），觉得拍得真不错。我这次更深入地理解了伊斯特伍德扮演的拳击教练的心情。以前看这种电影，是从逻辑上去理解，现在则从情感上去认同，这种理解力的成长是一个辛苦的过程。这次看《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当然和《百万美元宝贝》很不同，但是这部影片也很好，看到伊斯特伍德宝刀不老雄风尚存，这令人欣慰，因为伊斯特伍德开拓了电影人的无限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