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23日春节档影片集体撤档至今，全国影院已经停业一月有余，所有剧组也仍在停工之中 。四五十天里，电影人从忙碌的片场返回家中，足不出户地读书、看片、写剧本成为很多电影创作者的日常。

青年编剧、导演董润年笑言，“做饭成了疫情之中宅在家的一大乐趣”。一方面是为疫情而焦虑，另一方面，“不出门、不添乱、力所能及做贡献”成为董润年给自己立下的防疫守则。面对疫情之后的电影行业发展，董润年坚信观众仍然需要被鼓舞、被娱乐，“创作如果能够切中疫情之后的国民心态，‘爆款’一定会继续出现”。

在疫情中观察生活、积累素材

《中国电影报》：疫情还没结束，很多电影人还都在居家办公。疫情期间您的居家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董润年：我觉得我的居家办公状态还好，因为基本上跟以前也差不多，只不过以前还需要时不时去工作室，现在是完全在家里写。这段时间除了每天关注疫情动态之外，就是在家里写剧本，上网查资料、看书、看片，算是一个正常的积淀期。另外我比较喜欢做饭，现在每天在家里自己做饭，成了一大乐趣，有时候就趁半夜把好吃的发发朋友圈，跟朋友们开个玩笑互动一下。

《中国电影报》：您觉得电影人应该如何应对疫情，在疫情之中，电影人能够做出哪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董润年：电影人首先是社会的一份子，我觉得第一是要遵守国家关于防控疫情的倡议和规范，别出门、别乱跑、别添乱。

其次，大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做一些能帮上忙的事儿。可以是直接捐款捐物，如果有途径，也可以直接帮助联系抗疫物资。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方面努力，我也尽自己所能出了一点力。这种情况下能多帮一点就多做一点。

或者，是在互联网上尽一切可能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管是武汉、湖北的，还是其它地区的需要帮助的人，怎么让他们求助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也是帮到他们；再或者，通过各种途径给我们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所有正在经历苦难的人加油鼓劲，这些都是我们现阶段力所能及可以去做的事情。

最后，对电影人这样一个特定的创作群体来说，我们需要在这个环境里多观察、多感受生活，这都会为我们将来的创作提供很多的生动素材。

影院终端是全行业复苏的基础

《中国电影报》：疫情之下的电影行业积极响应防疫措施，全力配合，所有影院停业、剧组停拍，作为电影人对疫情之后电影行业的复苏有什么期待？

董润年：有几位编剧导演朋友，我们在各自隔离期间一直有联系、互相了解情况。大家一开始都没想到疫情会这么严重，预计到了疫情会影响春节档，但没想到整个上半年可能都会受影响。

我相信当疫情彻底结束，所有人都有安全感以后，观众的影院观影习惯仍然会回归，而且可能会有一个增长。毕竟大家已经在家闷了几个月了。我觉得影院观影这种文化社交是一种刚需。但是这个心理上的安全点出现在什么时候，只能由疫情的持续时间来决定。

疫情带给影院的压力确实特别大，跟我们创作者可以在家工作不一样，影院需要持续营业才能够负担所有的开销。我们最希望的就是院线和影院能够挺过这一关，这是整个行业将来能够反弹、能够复苏的基础。但是未来影院开始营业的时候，一定得注重防范，提升安全意识，因为万一在影院发生了感染的话，可能对整个行业的打击会更大。事关生命安全，我认为还是要更加谨慎。

按现在很多专家的预测，如果最迟在4月底能够彻底控制疫情，我觉得影院大约到五六月份差不多能够恢复正常营业。当然我希望疫情能更早结束。

疫情带来了制定新时代新规则的契机

《中国电影报》：疫情结束之后，很多大体量的影片可能都要集中在暑期档和国庆档，其中也包括除了《囧妈》之外的其他6部春节档电影。面对档期扎堆，您认为市场会呈现何种态势？

董润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只有一个选项可以选，就是共同做大。就如同这场对抗疫情的战斗一样，电影行业也必须携手打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硬仗。

这场疫情对影视行业，尤其是电影行业的危害太大了。经过这次疫情的洗礼，我们看到，只有大家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对整个电影行业是一个非常好的启示：在这样的逆境下，想让电影市场恢复繁荣的话，就必须要所有人一起合作，最后一起实现多片共赢的局面。不管以前的市场竞争如何激烈，这次为了一个整体的目标、为了一个必须赢的结果，也希望大家能想尽一切办法去互相帮助、互相协调，在这个时候，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

我觉得在疫情结束之后，全行业要是能进行一次统一的思考和讨论，商讨各方都能贡献出什么样的力量，那就太好了。从创作、制作到出品、发行方，再到院线影院方，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想想办法。

疫情影响的不仅是院线放映，还影响了一批电影和剧集的拍摄，很多项目停工了，这意味着在年底或者明年的某一段时间，我们的影视内容生产端很可能会供不应求。所以大家要是能想出一个什么办法，尽可能把整个市场的档期安排得均匀合理，不要出现某一个时期所有项目扎堆，之后的某一个时期市场又特别冷淡。我觉得无论是通过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的统筹还是公司之间的协调，大家应该积极寻求途径，把最终实现市场档期的合理安排当成共同的目标。

还有，在全世界范围内，互联网和院线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到了一个变化的临界点。有时候这种被环境倒逼产生的变化，未必是坏事。通过外在的事件，我们看到底怎么让这种变化在中国市场上变得更健康，能对各方都有利，反而可能创造奇迹。疫情结束之后，可能会是一个契机，如果能趁这个契机把这些事情搞清楚，制定一个新时代的新规则，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对各方面、对我们创作者也会很有帮助。

能够鼓舞人心的“爆款”仍会出现

《中国电影报》：您觉得疫情结束之后，今年的暑期档、国庆档还会继续像往年一样，持续产生“爆款”和“黑马”吗？

董润年：我认为肯定会有的，其实最近几年每年都会出现“爆款”。当然谁是“黑马”这个事不好说，之所以称之为“黑马”就是由于事先不知道它能火。

据我的了解，疫情之前已经拍完的、准备在春节档或者是之后档期上映的很多电影，品质都非常好。所以，不管有没有“爆款”，我认为2020年电影整体的质量和基调都是比以前更好的。我不担心影片的质量，但需要注意的是，市场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经过疫情以后，我们整个社会的心态、所有观众的观影心态，可能会跟以前不太一样。

我们回看过去所有的“爆款”电影，一定是凑齐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一定符合了当下观众的整体社会心态。去年整个社会处在一个非常向上的氛围中，所有人对祖国、对自身的未来都充满了自信，这种自信是每个普通人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得到的，不是被宣传灌输的，所以像《我和我的祖国》、《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这样表现“小人物”通过不懈的个体努力，给集体带来生存和荣耀的，整体基调激昂向上的电影都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可以说这些电影都切中了当时的观众心理和社会情绪。

在今年经历了这样一个疫情的打击和磨砺之后，社会整体经济大环境会如何？疫情结束以后老百姓心态是怎样的？可能这些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作为电影创作者，我觉得大家在接下来的创作中都需要更关注这一点，去关注社会、关注每一个普通人在疫情中和疫情之后的喜怒哀乐，寻找能与观众共情、共鸣的好人物、好故事。

其实对创作者来说，我觉得不应该只想着怎么创作出“爆款”。大疫之后，我们更要做的是为观众考虑。人民需要被鼓舞，观众需要被娱乐。我觉得一个作品只有先打动创作者，才可能打动更多观众。

疫情之后，行业会空前繁忙

《中国电影报》：这次疫情中，很多创作者都表示心情每天都跟随疫情跌宕，认为很多事件、很多人都值得被写进故事里、拍成电影。您考虑过进行这类题材的电影创作吗？

董润年：这次疫情里有太多活生生的故事、活生生的人和大灾面前凸显出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以前所未有的直白状态扑到我们面前。我每天的心情真的是跟随疫情的进展跌宕起伏，大量接受各方的信息和情感冲击，有很多东西确实感触颇深。但是我认为如果要进行一个好的创作，可能还是需要创作者好好进行沉淀，因为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很多故事、很多人物都还没有迎来他们的结局。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更细致地去提炼我们的真实感受。

在疫情结束以后，一定会有大量的这类题材作品涌现，不管电影人最终要选择什么角度切入，我觉得首先需要冷静地思考。因为创作一方面需要激情，另一方面也需要沉淀。只有当我们能够从艺术角度、创作角度去平静、全面地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才会找到最好的创作角度。

《中国电影报》：疫情之后，您有新的创作计划要启动吗？

董润年：我现在正在写剧本、做准备，希望能够按时开工。我觉得疫情结束之后，大家都会面临一个难题：各路主创、摄制组成员，还有演员，可能都会忙得不可开交。现在，相当一部分项目都在家里闷头磨剧本，希望能够提前把主创、演员的档期约好。我估计很多项目现在都是蹲在起跑线前面等着发令枪一响就要飞着冲出去的状态。疫情一结束，就会出现一波“抢人大战”。大家除了抢人还要抢地，全国各个影视基地、各个外景地都会空前繁忙，疫情期间没有拍的戏都要集中起来一块拍了。总之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尽快开机，尽快把各自的项目上了。对于那些本来已经完成前期拍摄，但因为疫情耽误了中后期进度的项目，还有那些因为疫情被迫中途停机的项目，我祝福他们能够顺利完成，不要夭折，“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国内影视行业对政策的依赖度很高，疫情期间我们也看到各地都出台了一些影视文化类的扶助政策，希望这些政策可以迅速落实，帮助整个行业快速实现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