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1版）

用作品丈量现实与渴望

在《超时空同居》里，两个不同时空下的陆鸣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和人生。而在该片导演导演苏伦心中，也住着“另一个自己”，“如果有生之年能有另外一个我存在，我希望我是丹尼斯·维伦纽瓦那样拍摄风格的导演”，苏伦说。

加拿大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的作品《焦土之城》、《囚徒》、《边境杀手》、《宿敌》，以及最近的两部科幻剧情片《降临》和《银翼杀手2049》，强悬疑氛围、纪实美学风格、凌厉的镜头语言……这一切都让苏伦着迷，“我内心特别渴望成为丹尼斯·维伦纽瓦那样的导演”。

如果说让·皮埃尔·热内释放了苏伦电影中温暖的意向，那丹尼斯·维伦纽瓦则代表着苏伦心中对电影创作的更多渴望与期待。

讲起丹尼斯·维伦纽瓦，苏伦似乎瞬间从导演变身“迷妹”，“他是一种特别纪实性的美学，而且我觉得丹尼斯·维伦纽瓦导演特别高级的一点在于他总是能够洞察到你内心想要什么、想看什么，然后引领着你的情绪向前走。他讲出故事的时候，你总是不由自主地任由他带着你走，跟随着男女主角、跟随着他，被他带入整个故事，而且他总是有能力让你愿意跟着他一块往前走，这让我觉得特别迷人。”她还真诚地分享了在《超时空同居》最紧张的制作间隙，挤出时间看完《银翼杀手2049》后的挫败，“看完之后整个人就崩溃了，对我打击特别大，忽然觉得我为什么还要拍电影，我可能一辈子也拍不成《银翼杀手2049》那样。”

挫败之后，“还要努力站起来去完成眼前的这件小事”，苏伦把自己的电影称为“小事”，而她清楚地知道，在实现“心中的渴望”之前，最重要的是靠一部部作品，先把自己的风格树立起来。“我给自己目前的定位还是尽量做商业电影，商业电影需要导演重复自己的风格，把自己风格落扎实很重要，不能很任性地换来换去。累积对于青年导演来说尤为重要，所以我只能一部部累积下来，继续往前走。”苏伦的话里带着一位青年影人可贵的清醒与坚守。

像热血的少年般，保留着对电影的好奇和冲动；又如虔诚的门徒般在电影的召唤下恪尽职守、用心耕耘。拥有自己的玫瑰，也欣赏别人星球的珍贵。“下一部，我还是会把它当成第一部去做”，苏伦说。

导演王学博推荐：《被解救的姜戈》《百万美元宝贝》《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书写中国英雄，应看重影片艺术品质

王学博导演为大家推荐了三部经典影片，分别是《被解救的姜戈》、《百万美元宝贝》和《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 《被解救的姜戈》

我这段时间看的老电影比较多，没看到特别喜欢的新片，包括《寄生虫》之类的也都不觉得特别喜欢。

这部电影让人觉得很浪漫，人物塑造得也很好。戏剧张力很足，让人感动又让人觉得浪漫，同时又颇具观赏性。喜欢一个电影基本上都是这些原因。

▶ 《百万美元宝贝》

“东木老爷子”的片子我基本上都挺喜欢的，他最近还出了几部新片，《骡子》、《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都挺值得看。这部《百万美元宝贝》也算是一部经典。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赛尔乔·莱昂内算是一脉相承，从《荒野大镖客》到《黄昏双镖客》、《黄金三镖客》，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片子浸淫了从这儿传承的西部元素，这种“西部”与地貌无关，而是一种西部精神。他影片中塑造的人物总是又艰难、又很努力，充满了人性的光芒。《百万美元宝贝》中，为了自己生命中那么一个闪光的瞬间，一个让自己满足或者感动的那么一个瞬间，不惜一切代价。这种执拗的精神还挺打动我的。

▶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这个片子的故事挺有意思，整体是挺幽默、挺逗的。在那样一种人性压抑的高压统治之下，用很轻松幽默的方式讲了一个很有意味的故事，而且片中的主人公确实塑造得非常立体、充满魅力。

作为制片人，王学博与万玛才旦合作过《塔洛》；作为导演，王学博的处女作《清水里的刀子》在第二十一届釜山电影节上斩获新浪潮大奖，并获得第三十六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特别奖。

在创作中，王学博非常注意选择一个“有趣的人物”，“其实你人有意思，电影的情节就能有意思，人没意思，情节也不可能有意思。”他进一步举例，“你见过特别无聊的人能讲出来什么好笑话吗？”

与其他创作者先有人物再去寻找故事，或者先有故事再去寻找适合的人物不同，王学博的创作过程中，故事和人物大多数时候会同时蹦入脑海，“每次情况可能不太一样，但多数时候是同时想出来的。”

在采访中，王学博提到了那些“不太好的电影”给他带来的思考空间和产生的有益影响，他认为无论是看好电影还是“不太好的电影”，都会受到影响，都能够从中得到一些收获。“有时候看不太好的电影反而能学到很多东西。比如看到影片中的某一场戏处理得不好，那我就会想，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处理？这些不足之处都是能引发思考的”。反而是对于经典影片和大师作品，王学博认为这些影片往往在看的过程很难给人留下思考空间，“优秀影片太顺畅了，人在看的过程中不自觉就过于投入，被影片牢牢抓住，需要在看完全片之后再细细琢磨。”由于个人观影习惯，王学博坦言他看完一部影片“不太爱琢磨”，而那些不够优秀的影片往往在观影过程中为他留下思考缝隙，“看的时候就一直在琢磨，有点跳戏反而有了点思考空间”。

对于如何讲述电影故事，王学博认为好的故事是世界性的，能够突破国别和语言的界限，“是人类共性的东西”。而所谓“讲好中国故事”，王学博认为更多应该是关注当下的中国人，“讲述在中国发生的或者是讲述中国人的故事”。在创作中，王学博坦言自己不会从创作层面上思考“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故事”，而是更多考虑如何把自己的故事讲好、如何“讲一个好的故事”。

面对更多与国家、国情相关的事件，王学博认为这类题材的创作非常有意义，“比如原定春节档上映的《夺冠》，讲述中国女排的夺冠之路，这就属于能够激起全国人民情绪的中国记忆、中国故事。再比如一些抗日战争类的影片，这也非常能够激发大家的共同情感，也非常值得一拍再拍。”王学博将这类题材与好莱坞影片相对比，认为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无论从市场角度还是从电影艺术角度，都非常必要，“好莱坞百分之九十的电影也都是主旋律影片，都在讲述美国精神。我们讲述中国故事、中国精神，有何不可呢？”王学博坦言自己非常愿意看到表现中国人的力量和勇气的电影，“我认为人都是一样的，美国电影中呈现美国人的优点，中国人也都有”，但在创作层面，王学博认为，如何提炼人物优点、讲好故事仍待创作者们去努力探索，“包括‘感动中国’里，我们有太多值得书写、有光芒的人物了，我们需要探求的是如何通过艺术创作提炼这些人物的精神，如何从创作上赋予作品更高的艺术价值。”面对当下正在发生的疫情，王学博认为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的那些医护人员、志愿者们也都值得被书写，“他们放弃自己的生活，赶赴一线帮助别人、全心奉献，他们每个人都是有光芒的”。

那些有光芒的中国英雄、中国故事值得被一再书写，“但是最终仍旧要看作品的艺术品质”，王学博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