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崛起令西方文明圈开始手足无措，这是因为他们在几十年前打错了算盘，以为这是中国在向西方投降，当然，中国人自己同样也认为不如别人，学习和开放，合作与共赢是必由之路。

这个过程现在被特朗普说是美国被中国欺骗，打了败仗。而中国人也没有想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会与美国的关系变得如此空前对抗。尽管美国政府在指责中国的时候将重点放在我们的制度上，但是中国人民根本不会接受这样一种浅薄的认知。

这个阶段的较量是世界进入多元化时代以后最极端的一次对立，从趋势看，似乎超过了美国西方与前苏联之间的对抗，也超过了不久前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尖锐冲突。我们的态度一贯是风物长宜放眼量，而且是必须深入研究中美对抗背后的文化学原因。

文化学是包含了政治的，政治学又是包含了文化学的，因为他们共同的背后都包含着人类将怎样生存在这个已经变得不是很大的星球上。

（二）

电影是文化学现象，中国电影的开放态势在政府的指导下正在催动着当下格局的某种改变。与十年前不一样的是，拍什么和不拍什么在业内已经非常清晰。尤其是在深入挖掘社会自身的认知方面，对于民族的理想信仰和生存韧性重新有了某种深刻的追求。

在前些年我们是比较漂浮的，以为一种过于轻松的未来已经呈现，以为除了风花雪月和纸醉金迷就是人性的个体张扬。

今天，中国电影走向淡定。它一如既往是多元的，但它又是一元的。多元是它的创作经历了四十年全球视野的淬炼，电影工作者们的意识已经天翻地覆，想要它倒回去是不可能的。

很多导演当然希望自己的创作得到主流的认可，但是当他们接触到艺术的本质和社会上年轻人的认知时，他们知道如何选材和如何落笔了。

艺术的本质是超越现实的意识发挥，超越怎样的现实在于电影工作者的意识导向，它比起现实人们的想象有着远得多的倾向性，而真正的艺术家是天马行空的。

一元又是什么呢？一元的意味不是一种思想倾向，不是一种口号式的时代的传声筒。而是更多地思索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电影人要越来越多地超越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要更多地思索这个绝大的命题。《八佰》就是这个命题的一次演练。

无数中国人和各级政府今天都在思索我们民族今天的继续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意识是这样形成的，环境信号渗透进人们（这个民族）每一个微细的毛孔而输送进它的脑细胞。在今天中国人的脑细胞中已经出现了无数种算法，算力惊人。信息从编程之后的加工中成为了语言和文法，变成了行为和创作。包括电影。

（三）

当代电影的基调已经至少有了三种倾向，并且这三种倾向也在市场的推动下远远地传播。

第一种倾向是选择的思考。时代向何处去是当下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思考。不管是庙堂中人，还是江湖侠客，今天都在关心时代向何处去。其中角度和维度都很多，譬如是政治导向的选择还是技术导向的选择。

有一条相对比较清晰的是人们不再以为经济问题决定一切。政治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就是安排和组织社会的秩序，曾经只是生产与分配，现在是每一个人在当中的位置，政治需要一个社会里的人都是经由认证的，经得起认证的，最终长久被认证的。

社会的发展一如一部高速的计算机。2020年的中国杰出电影都有一个选择的主题：《囧妈》选择留在成败攸关的生意场上还是陪伴母亲去圆一个几乎是超现实的梦；《夺冠》（《中国女排》）选择一往直前还是承认失败。

《八佰》选择中国式抵抗、绝不后撤还是做瓜怂，选择民族的自尊还是愚氓的蠢贱；《城市梦》（纪录长片）选择留下更多的农民成为明天的城市人，还是让他们蹲在街头，接受残酷的命运；《误杀》（重放）选择逃避文明的法度还是欺骗自己的良知。

所有这些都称得上是价值观的选择，但是在其背后都是怎样选择当下的文明逻辑，是如何“做自己”的文明的逻辑。

选择的提出是时代进入计算机与互联网历程的真命题。计算机的底层语法是辨识，辨识的生命意义是选择。其中多元化判断没有错，但是多元化不等于不判断，不等于放弃选择。

任何一个生物都会选择，何况是人，何况是社会。西方的逻辑很简单，选择也许就只有一个向度，一个维度。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一样，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现实面前，多元化的口号让选民无法抉择。

所以认知必须简单、简明扼要。也是选择。这种训练造就了西方社会的思维缺乏整体性。它需要更多的反复才能够更加多元而深刻地认知世界，不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在中国，普通人的认知与辨识则是非常短视，不乏鼠目寸光。不论是《囧妈》还是《八佰》当中我们都看见这样的主人公，但是我们的编导和制片人就会看得更多。因为知识分子阵营会看得更远更辽阔。

（四）

第二种是构建的思考。选择的结果就是构建。信息是信号的处理与编程，出来的信息已经是构建。中国学习西方美国，但是从来没有设想过在中国大地上构建一个美利坚。

构建是需要底层语法的，在互联网时代，构建的第一层语法便是互联网底层协议。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五千年文明未曾有过的文明社会，这个文明社会就是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所以构建的思考就是对于已经构建的思考，如何在已经构建的基础上构建它的上层建筑。包括行政、环境、安全、卫生、就业、医保、养老、教育、健康、财政、外交等等。

无数量的课题引导我们走多元化的道路，走网络化的道路，走区块链的道路。这些一定就是当代的课题与答案。

《城市梦》导演陈为军在创作了很多现实主义纪录片之后，到《城市梦》完成时已经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社会学家。影片非常尖锐地带出了一个社会学的观点，命题的答案在于每一个城市人在生存的定位与社会认证上都要回答一个“for what”（凭什么）的问题。

当主人公王天成问城管执法凭什么剥夺他的占道摆摊权的时候，社会已经进入到了权利与个体的彼此认证的历史进程。当千千万万个王天成站起来问执政者“凭什么”的时候，执政者也要问王天成们“凭什么”。

一种平等而对等的文明在于一种社会契约，构建社会契约，并且是构建对这个契约的契约，这就是构建。这就是一种中国城市社会的新文明到来的时候。

曾经影评界都以发现现实主义的电影为荣，现在我们以发现超越肤浅的现实主义为荣。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是那种指出明天的现实主义和正确的理想道路的现实主义。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对于社会和人类更加负责的世界观和价值态度。《城市梦》没有批判现实不等于回避了现实，而是看到了解决当下中国历史进程的文明构建的现实钥匙。

（五）

第三种是信仰的思考。人类采用了计算机互联网的方法论不等于人类就变成了计算机。

辨识是人类脑神经与在环境中的行为发生关系时产生意识的。但是有一种行为不单纯发生在脑神经以外的环境当中，而是直接发生在脑神经内在，这就是人类的血脉。

心理学的缺陷在于以为意识是脑神经与外在行为构成某种关系因而创造了意识，但是信仰是人的内在的行为，脑神经怎样与人的内在行为联系呢？脑神经自身的存在就是（内在）行为，如此很容易以为是脑神经与脑神经自己的联系，这是荒谬的。

但是我们一旦明白人类的血脉流动是一种我们远没有认知的自古以来从未停止的行为时，是从远古的祖先传承下来的“行为”时，我们就会知道这种与人类的脑神经的关系就是信仰时，我们就会对意识的真实意义有了更加深层的理解。

中国电影人应该从信仰的角度和维度去思考人类，首先是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中国人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三个信仰（天下信仰、族群信仰、道德信仰）的问题，思考我们文明站到了怎样的一个历史的新平台上，其使命和目标的问题。

《八佰》远未能作为经典电影的原因正在于在信仰维度上放低了。当多元化探索走向纵深的时候，价值趋向的文化意义其实是不要回避的，最高的文化意义藏在信仰的追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