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文本内部的混乱，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少有的。《老炮儿》的文本裂隙和叙事坍塌只出现在后面三分之一的段落，而《八佰》从设计之初，就给自己制造了困局。所以关于“八百壮士”四天的战斗，影片按照时间标记讲到最后一天最后一晚时，变得异常艰难，变得需要调动突如其来的闪回和延宕的蒙太奇来收束全片的散点视角，甚至将难以拉动的庞杂主题托付给了反复的抒情和渲染。被蒙太奇与配乐拉长和稀释的叙事，给观众带来了足够的时间，从前面冲击力的战斗场面、高密度的群像叙事和沉浸式观影的情绪中漏出来，在出戏的尴尬中，调动已有的文化逻辑去翻找叙事漏洞，或者质疑角色甚至是历史表述的可信度。

《八佰》的摄影阐述，曹郁的标题是“最黑的夜，最亮的光”。这个显眼的视觉主题出现在第一晚四行仓库的天台上，黑暗中独自立于瞭望台的历史人物谢晋元第一次在影片中正式亮相。原本初来上海的小湖北惊讶于苏州河对岸的霓虹璀璨繁华绚丽，镜头从他发亮的脸部特写突然切入高高的夜空，180度的环绕，镜头从南岸转向四行仓库北面被战争蹂躏的黑暗废墟，对岸女高音的华丽唱腔也瞬间转化成轰鸣不断的压迫感音效。四行仓库的叙事，在光明与黑暗之间，也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仓库内部，以小湖北、端午、羊拐、老铁、老算盘几个散兵为切入点，试图讲述他们经过保卫战走过的从“畜牲”到“人”的唤醒历程；一个是仓库外部，渲染的是“八佰壮士”作为整体叙事如何凭借各种视觉媒介作用于1937年历史现场的。这两件事，在调动北岸租界与南岸战场的空间关系时，形成了缠杂的视觉关系和彼此消解的剧场逻辑。

关上门的散兵叙事，有点像老话说的“里子”，勾连着管虎对“痞子文化”的迷恋。苏州河南岸的夜晚对于端午等人，不仅仅是一场声色犬马的上海都市秀，还上演有视觉训导的京剧锣鼓，每晚演着“七进七出”的赵子龙。13岁的小湖北在观看对岸京剧时，试图不断在内心构筑赵子龙的现实形象，以抚慰战争的恐怖和失去亲人的创伤。牺牲的堂兄端午最后成为他想象中的赵子龙。端午的人物弧线比较完整，他的重大转变，是因为泡在苏州河里被对岸的人群“看到”的时刻，特别是被他每晚窥视的混血“夜莺”认做英雄的瞬间，他笑着调转方向，不再作逃兵。同时，仓库里一直帮助端午的山东兵齐家铭（李晨饰），耳提面命地让他知道了赵子龙护国的情义要高于关云长的兄弟情，让这个原本眼里只有叔和弟的少年，可以奋勇为人。齐家铭的皮影戏《仙游》唱段，中间被一封家国遗书覆盖，而这个唱段本身意图覆盖和回应的也是对面的传统唱段《长坂坡》，因为这才是四行仓库战士的现实处境和心声。老铁的自我认同最终也归结到了结尾的《定军山》唱段上，虽然影片没有交代清楚他那把大刀是怎么来的，但是最后仓库天台就是他专有的生命舞台，他牺牲于此，唱给天下人看，也唱给自己，他不再是一个需要掩饰自己胆小如鼠的东北壮汉。

散兵们进入四行仓库以后，就坠入了这种“看”与“被看”的叙事编织中。作为开启民智与唤醒民众的叙事对象，他们的痞子底色却总是忍不住漏出抵抗的马脚。这应该是他们作为角色被诟病的原因之一。

那么打开门对外的壮士叙事，则是与上述“看”与“被看”的视觉逻辑刚好相反。谢晋元和他的副官的每一次训话，都提到了全上海的百姓或者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我们。这个看的逻辑，恰恰在于对战争主体的抹杀。从第一天开始，影片中的每一次战斗最初出场的角色不是日军也不是国军，而是视觉媒介。是大学教授手中的望远镜、是英美记者团手中的摄像机、是观察团天上的飞艇、是租界的探照灯等等在引导和讲述关于四行仓库的英雄叙事。并且整个南岸百姓的眼睛及他们的视觉工具，还决定了北岸叙事话语开启的时间、入场的观众以及参与的道德必要性。

例如黑帮老大协助的那场南岸向北岸递送电话线、物资、记者和外国教师的戏。这场历史中并没有记载的输送，就影片呈现出来的内容来看，对于谢晋元和他的战士们也没有实质帮助，没有必要到需要牺牲南岸那么多条生命。它的意义在于凸显一种视觉在场的超级现实。

有意思的是，南岸看客的视觉位置有着明显的权力等级划分，位置越高越掌有叙事话语权。如最厉害的就是高悬空中、360视野的世界军事观察团，他们有决定这张保卫战呈现价值的话语权。然后是位置此地有着专门席位的英美记者观察团，他们有专业的观察设备，有缓解和调节观看情绪的红酒，还可以以此娱乐、设置赌局。接着是社会名流，他们的入场更具轰动效应，本身也作为媒介事件。再其次国产精英，他们的视觉距离相对远一点，但是看客的姿态是高高在上的，可以随着选择看与不看。再者是商家与江湖人，最后是学生与平民。之所以说南岸一众对于“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热情，主要是观看的热情，是因为不管是送记者还是送国旗，都不是北岸提出的要求，都是为了持续这场观看。

杜淳扮演的谢晋元红着眼睛，一直处于巨大的焦虑中。他始终坚信这场保卫战能具有些许唤醒民众的意义，这个民众既包括仓库里一直作为牺牲品的、最终也要牺牲掉的，以至于在叙事尾声不了了之的散兵们，也包括对岸的四万万兴致勃勃的同胞。可惜就《八佰》创建的复杂视觉文本来讲，不管是牺牲品、同胞，还是掌握叙事话语的位于上层空间的人们，都不能满足谢晋元。并且看上去只有涂炭了国土、蹂躏了国人的日本军人似乎还怀有一丝理解，特地相约，让杜淳有骑上白马的机会，听对方说一句我尊重你。与其说这种局面是屁股问题，不如说这是我们的历史叙事中，两个叙事主体长期受到压抑后落入的伦理陷阱。相比之下，纳粹大屠杀的题材尽管被电影从很多角度讲述过，但涉及到影像叙事的视觉伦理，这样做仍然是一种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