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春难得一见的台风天里，第十五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女性影人会客厅”活动如期举行。

编剧阿美，壹心娱乐创始合伙人、制片人陈洁，演员、编剧池韵，导演丁文剑， 演员、音乐人、导演田原，演员颜丙燕，导演杨荔钠，演员咏梅齐聚一堂，身处德国的作家、编剧严歌苓和身在台北的演员、编剧吴可熙也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

嘉宾们从疫情对电影人的生活、心态和对行业的影响说开去，探讨了不同角色创作者面临的问题，更触及了女性电影人在行业中的优势与困境。

疫情期间暂停拍摄，但不暂停思考和创作

疫情为全世界按下了暂停键。身在柏林的严歌苓隔着屏幕分享了她的生活。“这种停滞对我非常有意义，我读了很多很多书，觉得要清空一下，一直忙碌，没有反省自己和反省自己的作品，这是一个机会，我今年度过了一个非常丰满、非常自控的一年，过去感觉不由自主，身不由己，跑来跑去。现在因为这样重大的借口不跑了，我觉得这给我们每个人都是警示，那样的忙碌，对待环境、对待生命的态度值得反省。”

严歌苓在疫情期间的生活与心态引发了其他嘉宾的共鸣，但只有一个人除外，就是田原。她的身份比较多样，是导演、演员，也是原创音乐人。“兴趣过于广泛”是她对自己的评语，现场她甚至还为大家自弹自唱了一首新歌，展示了她多才多艺，自然感性的一面。

与大家忙着看书“充电”不同，田原说自己“整个疫情都在打游戏”。“我反思了一下自己，好像都在打游戏，我不是一个很自律的人，疫情期间大家都面对很多问题，特别是我们这个行业，今年原本要做很多事情、计划，因为疫情一再推迟，甚至有的事情就消失了。可能是为了逃避，我有时逛逛公园，打打游戏，但经常上一秒在打游戏，下一秒就对未来充满担忧……疫情让我的视角变了，我会更关注人。人那么渺小，一个人又能经历那么多上上下下、反反复复，人那么脆弱却又可以像整个宇宙那样丰富。我在这个时间写了很多歌很多故事。”

疫情不仅改变了人的心态，也对电影的创作、宣发带来影响。不同创作者有着不同的创作习惯。编剧阿美说，“面对人类命运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沉淀和思考”；严歌苓也认为现在开始书写疫情为时尚早。但吴可熙是另一种风格的创作者，“我在新闻事件的刺激下，会非常强烈地写很多东西。创作和艺术对我来讲是来自于苦难，或我曾经历过的一些很痛苦、很真实的感受，我把这些感受变成角色和剧情，疫情期间我写了一个短篇，讲述家庭面对疫情的状态和故事。”编剧池韵透露，疫情暴发时自己刚从国外回来，“我最大的感受是能在一起共渡这段时光，这是多少人的生命换来的，作为电影工作者，我想更大程度地服务大家，表达出男性、女性精神的魅力和强度，中华民族在抗疫中非常优秀，这将契合到我下部作品中的人物中，将中国的精神面貌放在电影里。”

不仅创作，疫情甚至改变了宣发模式。陈洁从制片人角度谈及后疫情时代电影宣发方式的变化，“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新的发行方式，很多影片帮助我们突破了传统院线发行的思路。疫情带来的情绪压力和对行业冲击都非常大，但同行都在积极面对这些变化，也在用开放的心态来创造新的方式方法，让我们的内容跟更多的观众产生连接。”

观众需要看到更多鲜活的女性角色

主持人程青松从上世纪80年代黄蜀芹、张暖忻的电影切入，抛出了女性电影和女性角色的议题。在场、在线的9位女性影人围绕话题袒露了自己的心声。

去年，咏梅凭借《地久天长》里真实自然的表演夺得柏林“影后”，但“真实自然”还不够，最近，她在尝试新的表演方式。“我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在学院派经过方法的规训。大家看到的是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可能更生活化、更自然。很多夸张的表演让大家有点厌倦时，我那种表演可能会让人感觉舒服……但我最近在创作上有一些新的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去实现，我还挺想经过学院的训练去走不一样的路和做新的尝试。”

优秀演员用尽方式自我打磨、自我拓展，虽然选择的路径不同，但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别无二致。颜丙燕一直在追求更放松、更自然的表演。为了表演的真实感、代入感，她定下两条铁律：“拍摄周期少于45天的剧本不接，不是同期声的不接。”谈及自己当年在《牛郎织女》片场，收工后经常会在一旁学习另一位女演员张一的表演。“她不是演员，没有条条框框，每一个表演都完全是本能的、真实的、生动的，我学到了很多。”

一位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一位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咏梅和颜丙燕两位演员对表演有着数十年如一日的热忱和执着。她们一直在等待好角色、好剧本。咏梅不惜现场发射“糖衣炮弹”讨好阿美、杨荔钠。“我一直想要找女性题材的作品，一直在等待，我特别愿意跟杨荔钠和阿美这样有强烈女性表达的创作者合作，我很想讨好她们，在生活中‘糖衣炮弹’的她们。《春潮》我特别喜欢，市场上极为稀缺。我们这样的中年女演员，对生活、情感有很多阅历和积累，能表达这样有深度、丰富性的作品。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状态，等待更多女性题材的作品由我们去展现。”

被咏梅点名赞扬的导演杨荔钠在《春梦》和《春潮》之后，正在筹备新片《春歌》，“我一直在围绕这个主题创作，我的电影都属于女性电影。我特别爱我的演员们，所有的演员都既是精灵又是巫师，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戏里，我都特别爱他们，在国内，女演员的机会到了一定阶段就越来越少，但我认为40岁的女演员很美，40以后的女演员更美。我是专门为女人写戏的女导演，我愿意为你们写戏。”除了表达对女性的关注和热爱，杨荔钠也用东北家乡话谈及她新片的内容，“我们东北这嘎达有个问题，大男子主义特别重，对女人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我的下一部电影里就是要把大男子主义好好聊一聊，替咱们东北妇女好好发发声、说说话。”

谁说女性写不出男性的电影？

当下社会对女性电影的探讨和女性的关注成为一股风潮之后，田原谈及了自己的担忧，关注女性是为了让她们更多地消费，还是因为爱她们？“我做导演，去片场内心总憋着一口气，希望大家不要看轻我，所以在片场我会刻意自己扛机器，学很多知识来武装自己，我觉得这是内心没有自信和没有被保护到的感受。希望这个世界对女性多一些爱，其实男女之间不是斗争的，希望这个社会能宽容到让大家都有足够多的选择，能够做自己是非常舒服的。”

但现实情况是，女性影人想要在电影里“做自己”太难了。尤其是当演员、编剧、导演等各个部门需要协调起来的时候，“做自己”和“听指挥”之间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导演是编剧的天花板”，阿美用这话自我调侃。当编剧和导演间出现无法折中的分歧，最终一定是编剧妥协，按照导演的思路前进。

咏梅的办法是自我代入、不断尝试，演绎出多种可能，最终由导演决定。“电视剧，演员还是有表演空间的，我们在表演中会把不舒服的地方演舒服，会有即兴的修改。非常严肃也很严谨的作品，导演就会有要求一个字不能改，就要揣摩导演怎么要求，这个角色怎么演。”

颜丙燕自称“和事佬”，她拉着全剧组一起围读剧本。“《牛郎织女》我们围读了三遍剧本，优点在于前期大家坐在一起，我们各有所长，围读剧本能解决很多矛盾。”

对于“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严歌苓早就认清现实，“从来不较真儿”。“我经常花很多心思去写的一些台词，到电影上我说跑哪去了？故事、线索大家讨论确定下来，但很多细节的描写和台词是非常下工夫的，就没了。我从来不较真儿，因为我都是远程写剧本，拍出来什么样都是导演的。”

与对待剧本不同，严歌苓对自己的小说“认真、爱惜、虔诚”，自然也对“女作家”的身份非常“较真儿”。“女作家这种说法就像是一个专门的归类，好像她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全人类的，女人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女性的那些东西，这是让我最气愤的。说‘严歌苓是一个作家’时为什么要强调‘女作家’，凭什么？我作品中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思考，有哪个男作家做过这样的思考？我们关注的，我写作的，是属于全人类的，不只属于女性俱乐部！”

严歌苓透露刚写完两部长篇小说，“写的就是男人的故事，我也让你们看看难道我不懂男性吗？难道我写不出男性题材吗？我当然可以写出来，而且非常精彩。我就是用这个来告诉你们，你们的领地不是你们的，我们也可以写出男人看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