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娱乐界的顶级象征，在这个产业领域很少有人考虑所谓定权的问题，这里片酬最高的明星就是文化产业的“皇”或者“后”。

而什么是“定权”呢？一个规范的社群，每一个成员不单有保护自身的权利，有确定怎样参与这个社群活动的权利，而且有参与社群的活动并且针对上游发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直接参与干预社会的活动。

过去，所有权利都是由这个群的最高地位者发布、给予的，现在，即使成员是志愿加入这个社群的，他也不需要由别人来约束他的权利。

那么，在这个群中，围绕权利的秩序将怎样延续？

“定权”概念的提出，就是社群去中心化的一次演绎。不管下来的定权如何规矩，重新认知这个“权”需要“定”，比什么都关键。

回到电影，明星、导演们在从前是可以确定一部影片的权利的，或者投资人是可以确定一部影片的权利的。观众就是受众，受众的权利自然是被动的。

道理很简单，娱乐文化以电影最高，电影以投资老板、导演、明星为最高（中间可以分级）。今天的认知有了改变，因为最高不单单要经过市场的检测，更重要的是，今天各种因素促成了各行业的去中心化，包括电影，并且一定首先包括电影。

观众在觉醒，他们有了很多的选择，余下的仅仅是他们自身的辨识而已。所以字节跳动公司的口号就是：“你喜欢的就是头条”。

字面上看这是在讨巧和市场化，但是这里头包含了三大价值观的转变。就是这三大价值观的出现，当代互联网和计算机的江山——智能互联网的江山就被颠覆了。

第一个价值观就是，“我看见了我自己的意识，它应该成为我的王”。

《哪吒》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就已经比“我的地盘我做主”更加明显地突出了我的意识正在觉醒，它不单单是做主，而且能够与天抗衡。

什么东西能够抗衡上天，就是人自身与生俱来的意识。这个时代最清楚的事情便是意识在觉醒。我的意识是用来认知的，是用来辨识如何选择的。它是任何权利合法性的第一拥有者。

这就出现了对于社群成员地位的重新确认，这个定权于是有了新的含义。

在所有定权中，电影不是最核心的，但对于它的消费者意识是可以做到最直观的。这个过程不是知识和教育堆砌起来的，是人的意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中具有了辨识的能力，而后得出判断的。

因为个人能够判断他对于一部电影的好恶，他就能决定出他对于一部影片的权利，然后就成了他们对于一部影片的给定：市值，价位，和价值观标签。

也许我们会问难道过去观众不也自己决定是否捧场或者抵制吗？为什么是今天才将这些说成是定权呢？这就说到了定权的第二大价值观的出现：

社会立场通过网络的传播形成了定见。在前智能互联网时代，哪怕只是在人们借助互联网大兴社交的时代，网络的力量是形不成攻击力的。

没有攻击力的舆情当然也没有彻底的影响力。这不符合智能互联网的算法要求。归根结底是互联网与计算机的联手，这个世界就被颠覆了。

人性有两大特性，一是趋群，它不是社交的问题，而是族群化生存的问题。族群化生存第一要求是找到共同的价值观，计算机提供了最快捷的算法平台，族群和任何群的建立易如反掌。这个过程就是舆情大暴发的过程，如此，定权现象随之而出。

共同价值观会指向一部电影的市场合法性，尽管人们不使用合法性这个词，但是，“群”所出现的或者冷淡或者火热，都会在趋群的社会或者大型，或者小型的运动中，让一部影片或者赢得市场的“合法性”或者相反——合法性不是法律界的专利，而是网络民意具有的权利。

我们不要以为一句“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就相信一切问题都一定解决。因为网络的算法走民意，走观众的心，也就是意识制胜。

人性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古人说的“权变”。定权而可以交易，交易就是变通。这样的结果不一定能看到标准化的格局，譬如说很标准的每一件事情的规范。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了定权者很大的交易空间。

这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懂得某种权力寻租的原因所在。定权跟权变之间的关系在电影市场上通常会是一种或者上档节目短缺，或者上档节目的变化关系。

即当节目短缺的时候，定权会发生使节目价值提升的市场行为。譬如现在档期上强片少，《八佰》硬撑住这个档期。《八佰》的市场价值、档期价值显著在提升，这个提升就是定权在起作用。

如果人问不是物以稀为贵的市场规律在正常发生作用吗？是的，但是，现在还加上了消费者的意识选择。这个意识选择最终确认《八佰》还是值得看或者就是不看。

因为我们眼光所及，万物互联，消费者能够在娱乐消费领域花钱的地方多了。电影是刚需，而定权则是刚需当中设置的一道意识的流程。

第三个价值观的变化恰恰就在这个“流程”里。重新定义电影市场，是智能互联网时代的题中之义。今天的影城都很困难。因为时代变了，但是影城的管理运营基本不变。定权的概念在当下所以引起关注，就因为它有部分维度是衡量影城的时代性。

影城院线自己不去革自己的命，自己不主动改变游戏规则，定权的潜在意义便是帮助改变游戏规则。

经过定权，院线影城的地位很可能就会下调，或者某一些院线影城的地位就会下调。或者在产业上中下游的博弈中，整个终端的地位都会下调。

定权是不需要发布宣言的，它是一种天然发生的，在时代的各种参数发生改变时，定权就发生了。

它的表现形态并非看不见。广州某区一家传播公司的老总与我谈，他们准备发布“XX指数”。“XX”是该区的名字。指数的意义无疑就是替有价值的事物定权。

譬如电影指数，只要常年坚持发布，这个指数是会产生权威效应的。其权威效应就是定权。某种电影指数的出现，譬如市场景气指数，档期指数，新片指数，等等，一般你不会发现它怎样出笼的，一般它是会由混沌逐渐清晰的，一般社会对接受度是不抵抗的，如此定权的主观意志一定会渗透其中。

就算我们承认它的客观性，但更加本质的是，这个客观性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受到产业中人的调节。电影的定权就是一场悄悄的革命，即产业的主动权将部分让渡予某些我们暂时看不清来自哪里的方向。

游戏规则的真正改变就在这里。当着我们看到强有力的部门在监管着电影产业的方向和具体每一个项目的时候，社会从计算机、互联网的角度已经建立起了定权的规则。

这是社会发展的潮流，而且是大趋势。面对这场定权革命，电影产业应该怎样应对呢？

我想我们应该顺应这样的时代变革，尊重时代的变革。定权不是市场经济规律，定权是消费者意识的自主，它要求我们研究当代消费者的意识，当然，不是随波逐流，不是向消费的流俗低头，还要有强大的天性引领时代与社会。

但是，一定要记住，定权后面是社会的价值观，是社会的共同价值，它作为趋势和格局，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