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刚刚成立两个多月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迅速组成战地摄制组，奉命开赴抗美援朝前线。他们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竭尽全力将电影摄影机镜头推向战场的最深处，用电影胶片真实记录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热情歌颂了“最可爱的人”，同时也充分展示了新中国第一代军队电影人的壮丽风采。

宁可牺牲生命，也要保护好手中的摄影机

国庆节刚过，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选派战地摄制组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拍摄纪录片《慰问最可爱的人》。摄制组有导演夏国瑛，摄影师谢祀宗、文英光，摄影助理陈毓中、高庆生，剧务黄宝善等。

10月17日上午，摄制组一行随慰问团抵达朝鲜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这里是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从冰河里抢救朝鲜落水儿童崔莹而英勇牺牲的地方。摄制组拍摄了朝鲜群众隆重祭奠罗盛教的场面，下午又采访了罗盛教所在部队的领导。

整整忙碌了一天，当他们正在一所学校里与志愿军官兵一起吃饭时，突然低空中传来密集的枪炮声，炸弹也随声而落，大家赶紧躲避。这时，黄宝善和陈毓中不顾危险，迅速跑去抢救摄影机和电影胶片。

摄制组共带了两台摄影机，大家都像“宝贝”一样对其十分珍惜，平时坐车赶路时，怕汽车颠簸损坏设备，就把机器搁在怀里紧紧抱着。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军队电影人，他们深深懂得：摄影机就是手中的钢枪，人在武器在。紧要关头，宁可丢掉性命，也要保护好摄影机。

当黄宝善和陈毓中正忙着抢救机器和胶片时，高庆生奋不顾身地冲过去，二话没说，把黄宝善手里那台苏制艾姆摄影机接过来，转身就往外跑。黄宝善抱着另一台摄影机紧随其后，陈毓中提着装胶片的箱子跟在后面。这时，敌机冲着他们投下两枚炸弹。随着一阵巨响，黄宝善的耳膜穿孔，顿时失去听觉。文英光也负了伤。

战地摄制组拍摄刚刚修复的被敌机炸毁的桥梁

敌机轰炸结束后，却不见高庆生的踪影。大家急忙分头去找，结果在不远处看到高庆生被炸烂的遗体，而那台摄影机则“躲”在他身下完好无损。后来，他的战友们扛起这台用生命保护的摄影机在战场上继续拍摄……

高庆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牺牲的第一位摄影师。10月18日，摄制组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将年仅25岁的高庆生安葬在罗盛教墓地的旁边。

1952年12月，解放军原总政治部授予高庆生烈士称号并追认为模范青年团员。赴朝鲜慰问团归国后，在天津为高庆生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慰问团在祭吊挽联上写到：英魂永伴罗盛教，烈魄常依砾沼河。高庆生牺牲的地方，在朝鲜的砾沼河附近，正是罗盛教壮烈牺牲的地方。

八一电影制片厂把高庆生抢救的摄影机命名为“光荣号”，并系上大红花一直珍藏在荣誉室里，教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八一电影人传承英烈精神、续写新的辉煌。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称赞：“拍电影的同志辛苦啦”

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利用空中优势对我志愿军交通运输线进行战略性轰炸，妄图切断我军前线部队的物资供应，阻挡我军前进。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当即下令：必须建立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确保前方物资能够源源不断供应。志愿军官兵在朝鲜军民的大力协助下，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凭着异常顽强的战斗意志，一次次将敌人炸毁的运输线恢复起来，为前线提供了有力的物资保障。

为了真实地记录“钢铁运输线”上的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中央军委决定拍摄一部战争纪录片。八一电影制片厂接到命令后，马上选调精兵强将，组建一支摄制组，再次赴朝鲜拍摄。

第一任厂长陈播亲自点将。很快，一支由26人组成的《钢铁运输线》摄制组成立了，年龄最大的薛伯青43岁，最小的沈友春只有18岁。有3名导演、2名剧务、2名照明、1名美工。考虑到伤亡因素，其余18人分成6个小组，每组3个人，小组之间也经常变换人员。

摄制组的同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到朝鲜，他们就活跃在阵地上，开始拍摄空袭、谈判及部队指战员紧张的战备、生活等日常情况。薛伯青、张伦、杨映梅这一组，先是在指挥所拍摄志愿军首长参加的军事活动，后来又跟着去了军事分界线和上甘岭。

彭德怀司令员看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战地摄制组迎着敌人的炮火再次出现在阵地上时格外高兴，对拍摄工作非常支持。一次，需要拍摄志愿军首长们召开军事会议的镜头。彭德怀得知后，专门把有关领导召集在一起配合拍摄，并亲切地称赞说：“拍电影的同志辛苦啦。”

志愿军总部首长对拍摄工作也十分重视，特意交待所有重大活动除特殊要求外，允许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参加。得知摄制组的同志带着沉重的拍摄设备日夜奔忙在战场的各个阵地上，后勤部洪学智部长就特批给摄制组配备了车辆，为拍摄工作提供方便。

战地摄制组全体人员合影

用钢铁般的意志拍摄完成《钢铁运输线》

战地摄制组在拍摄工作中，时常会有人踩上地雷或碰到定时炸弹等险情，但他们都临危不惧，从容不迫。

1953年4月初，张伦等到某军部拍摄资料。结束后，军部的同志特意安排他们晚上在招待所休息，但他们执意不肯，坚持要连夜赶回驻地。因为那里每天都有敌机轰炸，如赶上敌人袭击，就可以抢拍到战斗的真实场面。他们将摄影器材、行李装上车就出发了。

路上，8架美国“油挑子”飞机，突然朝着他们的吉普车投下 4 枚炸弹，司机眼疾手快，迅速将车开进树林里，才避免了伤亡。

晚9时许，美军又出动了大批轰炸机对军部进行大规模轰炸。住在军部招待所的许多同志牺牲了。张伦对同行的同志说：“要不是急着赶回来，咱们也可能就没命了。真是好险哪！”

1953年5月26日上午，薛伯青带领摄制小组到身弥岛阵地拍摄海上运输的场景。这里落潮后，小岛和陆地之间有条用石子铺成的汽车公路就会显露出来，涨潮时公路又会被海水淹没。所以，军民们都是抢在涨潮前把物资运到小岛上。

为了保证拍摄效果，薛伯青把 拍摄时间选在涨潮前的上午10点左右，抢拍部队官兵和老百姓紧张运送物资的场面。不料10点刚过，海水就开始上涨。官兵们和老乡也开始与潮水争夺时间，奋勇抢运。

这时，突然有20多架“油挑子”敌机从上空飞过。很快，便有两架敌机返回来猛烈轰炸运输队，弹片落在薛伯青的身边，一股热浪向他涌来。身旁的人急得直喊：“老薛，赶快跳海！”

此刻，头顶上的敌机仍在不停地盘旋。为了保护手中的摄影机不受海水浸泡，薛伯青半蹲在海水里，双手将摄影机托举出水面。随着海水不断上涨，薛伯青也不停地变换着身体的姿势，最后只能踮起脚尖支撑。直到空袭结束，他才撤回到岛上。他说：“摄影机就是我们电影人的武器，必须像爱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惜它，确保机器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拍摄期间，摄制组冒着战火硝烟，克服重重困难，无论是拍摄反绞杀、反轰炸、反破坏和抗登陆，还是拍摄物资抢运、修筑桥梁，都以饱满的战斗热情，抢占最佳位置、拍出最佳效果。有的在山崖边站不稳摔倒了，他们爬起来继续拍摄；有的在炮火中被弹片炸伤，他们匆匆包扎一下咬牙坚持；有的在拍摄中晕倒过去，其他战友接过摄影机就扛在肩上……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新中国第一部战争纪录片《钢铁运输线》拍摄完成。影片用凝结着鲜血和生命的一寸寸胶片，真实地记录了志愿军后勤官兵为了保障部队物资供给，不畏严寒，战天斗地，与敌人斗智斗勇的鲜活场面，成为我军极为珍贵而鲜活的战争史料。

彭德怀司令员看了影片后高度评价说：抗美援朝正面战场所取得的胜利，一半功劳归功于后勤战线的指战员们。

接着，摄制组又成功拍摄了一部反映志愿军医护人员事迹的纪录片《救死扶伤的英雄们》。拍摄时，虽已临近停战，没有飞机轰炸等危险，但拍摄条件仍很艰苦。他们凭着顽强 的作风和坚强的意志，出色完成了拍摄任务。

战地摄制组研究拍摄方案

上甘岭的坑道里记录一个苹果的故事

摄制组的同志扛着摄影机几乎跑遍了整个朝鲜，哪里最危险，哪里战斗最激烈，他们就将镜头伸向哪里。在高炮阵地，他们拍下了炮管吐火舌、敌机冒黑烟的镜头；在桥头上，他们拍下了工程兵、铁道兵连夜抢修被炸桥梁的场面；在村庄里，他们拍下了朝鲜群众与志愿军官兵一起，扫除敌机撒下的三角钉和排 除定时炸弹等画面。

一次，谢祀宗在上甘岭拍摄时，一枚炸弹就在他身边爆炸，他爬起来拍了拍浑身的泥土，急忙把摄影机的镜头擦拭干净，在弥漫的硝烟中继续拍摄。他还采访了战斗英雄黄继光、邱少云的连长及其他战友，拍摄他们讲述英雄牺牲的经过。

最难忘的一次拍摄，是谢祀宗在上甘岭的一个坑道里，拍摄一位班长讲述一个苹果的故事时，他的眼泪流得像下雨似的，使镜头前一片模糊。

原来，一名战士翻过一道道山崖，千方百计到山下找了半麻袋苹果，但在炮火连天的环境下，他一路爬，一路打，脸上划出一条条血痕，身上还负了伤，等爬回坑道时，只剩下一个苹果。这时，班长命令全班9名战士一起向这名找苹果的战士敬礼，然后拿起苹果，要求 9 名战士每人咬一口，直到将苹果吃完。然而这个苹果从第一名战士手中传到最后一名战士时，只被咬了三分之一，有的战士捧着苹果只是用嘴唇吻了一下……此刻，在这片被炮火反复轰炸的焦土上，坚强的战士们紧紧地抱在一起，流下了不曾轻弹的热泪。

谢祀宗两眼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任何画面而拍下的这组镜头，让无数人为之震撼。

战地摄制组拍摄志愿军缴获美军的敌电台

板门店见证志愿军被俘人员归来

抗美援朝战争中，板门店是各国记者聚集的焦点，八一电影制片厂战地摄制组是现场唯一一家拍电影的，他们在这里记录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

朝鲜停战谈判选择在开城郊外的一个普通村庄——板门店，这里地处“三八线”，是双方共同管辖区。谈判的场所周围划了一个半径900多米的安全区，双方对等的执勤卫兵各管一半，但记者可以相对自由活动。

随着谈判的进展，遣返战俘成为摄制组拍摄的重要内容。板门店谈判区的中轴线上，用石灰划出一道粗粗的白线，沿线站有双方的卫兵。早已架设好机位的摄影师们，终于等到了载着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救护车在白线边停下。

车门一打开，就看到从车里展出一面五星红旗。顿时，所有记者的目光都死死盯着车门。突然，车内扔出一团包裹，不少外国记者怕是炸药包，吓得掉头就跑。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却一动不动，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摄影机不停地转动着。

原来，这是志愿军被俘人员把身上的美式服装脱掉，用腰带捆起来愤怒地扔了出去。当他们越过白线，泪汪汪地用眼睛凝视着牌楼上“祖国怀抱”四个大字时，都情不自禁地高呼“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此刻，“沙沙”转动的摄影机，把这一切都记录了下来。

板门店拍摄结束后，当摄制组要离开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 民军官兵排成长队夹道欢送，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专门向八一电影制片厂战地摄制组的同志持枪行注目礼。气氛热烈，盛况空前。

站在敞篷汽车副驾驶位置上的摄影师谢祀宗，代表全体摄制组成员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指战员还礼。当谢祀宗庄严地举起右手时，军队电影人的神圣使命感和崇高荣誉感油然而生。

朝鲜群众半夜起来给摄制组的同志磨豆腐吃

八一电影制片厂战地摄制组，模范执行我军群众纪律，自觉维护中国军队电影人的良好形象，在朝鲜拍摄的日日夜夜里，与朝鲜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摄制组工作到哪里，就在哪里住下来。朝鲜群众一看是志愿军的电影摄制组感到格外亲切，男女老少都非常热情地出来迎接。要是自己家里住不下，他们就主动让自家的妇女、孩子到邻居家借住，把摄制组的同志留下来，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做饭时，摄制组成员就把米袋子交给老乡，可老乡们粒米不收，一定要让摄制组的同志吃他们自己亲手种的大米。有时，他们还半夜起来轻手轻脚地忙着给摄制组的同志磨豆腐吃，自己的孩子馋得想尝一口，他们都舍不得。

摄制组成员非常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并力所能及地帮其所需，也常常端着热腾腾的饺子先送给老乡。

每次摄制组外出拍摄，老乡们都自发地聚集到家门口相送。等摄制组回来，只要听到吉普车的响声，他们都赶紧跑出来迎接，一个个挨着打量，看少了谁，有没有牺牲和受伤的。摄制组要到别的地方去拍摄，全村的群众都围着汽车恋恋不舍……他们流着泪，握着摄制组同志的手动情地说：“你们是最可爱的人，也是用电影胶片记录中朝友谊的人。你们很伟大，我们永远爱你们！”

八一电影制片厂是目前全国乃至整个世界唯一的军队电影制片厂，自1952年8月1日建厂至今，从抗美援朝、历次边境自卫反击战、国际维和，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香港回归、国庆阅兵，再到抗震救灾、抗洪抢险、抗击疫情……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哪里有重大军事活动、哪里有特大自然灾害、哪里有解放军官兵的身影，哪里就有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机在转动。摄影师们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难困苦，扛着摄影机总是冲在阵地的最前沿、蹲在灾区的最险处，一次次地把镜头推向现场的“风口浪尖”……先后有高庆生、文宗华、朱文富、柴森、李连祥、谷芬、王杰等七位烈士倒在拍摄岗位上。因此，社会上把这支穿军装的电影人称之为“八一敢死队”或“文化铁军”。直至今天，我军这支特殊的英雄团队，仍活跃在祖国的边防、海岛，用电影摄影机记录着人民军队的“苦难辉煌”！

（作者为原八一厂生产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