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近年来女性电影体系入手，自女性主义学者西蒙·德·波伏娃、李银河等和符号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等的观点出发，分析了几部电影中女性形象的互文、电影在主题深度上的突破与发展、社会学场域下女性的困境及突破方案，以深入探索社会学场域下的当代女性形象。

关键词：送我上青云  女性  困境与突破

《送我上青云》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女记者盛男，独立上进有追求，渴望真爱却仍孑然一身。一次意外发现自己患上了卵巢癌，需要进行手术，但父亲出轨，母亲幼稚，家庭给不了她可能的支持，她不得不接受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去筹手术费。多条线索由此交叉展开。本文从近年来女性电影体系入手，自女性主义学者西蒙·德·波伏娃、李银河等和符号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等的观点出发，分析了几部电影中女性形象的互文、电影在主题深度上的突破与发展、社会学场域下女性的困境及突破方案，以深入探索社会学场域下的当代女性形象。

一、女性电影中女性形象的互文

《送我上青云》被认为女性主义的电影，影片主人公是一个女性，讲故事的视角是女性。回顾近年来的国产女性电影，从以性侵女童真实事件改编的《嘉年华》，到书写青春期女性成长阵痛的《狗十三》，再到张艾嘉将镜头对准老中青三代女性的作品《相亲相爱》，以及去年香港深圳双城主题的《过春天》，翻拍自韩国电影《迷踪：消失的女人》并加入本土化元素的《找到你》。很显然，影片选择越来越紧密地结合现实主义风格，对现实问题、社会议题的关注愈发强烈，这无疑契合了巴赞的主张，即电影的本性就是对现实的自然反映。

法国心理学家拉康曾提出著名的镜像理论，在拉康看来，“镜像”过程的实质是理想自我以镜中形象为中介而进行的成功侵占。人“自我”的自发形成具有想象的性质，它并不是人真正主体的反应而是一种“与他人统一的自我统一的幻想”。以拉康的理论分析，理想自我和镜像自我均描绘了主流文化价值对女性的想象，而并非现实女性的生存图景。不过，透过大众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建构，女性群体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平等身份权利的渴望得以进一步被激发，传媒对社会具有建构的功能，它所传递的女性生存状态不但形塑着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两性复杂关系，而且推动着现实社会中女性群体性别主体意识的进步。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在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术语，“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意在强调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其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的。由此，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能够辨认出来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笔者认为，《送我上青云》与《找到你》之间存在着互文性，后者聚焦于律政精英李捷、外来务工保姆孙芳、高学历全职太太朱敏这三位处在自我角色定位的迷失中的母亲，面临婚恋的困境和失子之痛苦，而记者盛男是个未婚未育的大龄女文青，这一形象的构建与丰满无疑是对《找到你》中以母亲形象出现的三位女性的补充，构成一种更为丰富和全面的都市女性表达，她们一起向观众呈现出一副趋于完整的画卷，即当代女性之命运是如何囿于男权社会的偏见、职业生涯的焦灼、物质条件的困窘，而变得异常艰辛与沉重，找不到出路。

二、主题深度上的突破与发展

《送我上青云》的进步首先在于主体意识的进一步发现。“女人的自我意识不是由她的性征专门决定的，它反映了取决于社会经济组织的处境”。诚然，社会、家庭对女性提出了双重标准，并希望甚至要求女性都要做到且能够达到“完美平衡”。我们看到，女律师李捷在兼顾工作与照顾幼女中疲于奔命，全职妈妈朱敏因对家庭的付出看不到显性经济收益而被忽视，而城市务工人员孙芳则处于经济与精神的双重贫困中，困窘的生活现实使她绝望又无助，30岁的未婚女盛男不必烦恼于孩子，但她得了癌症，生命进入倒数计时，无钱手术。互文关系揭示出，每一位当代女性多多少少会遭遇其中的一种痛苦，甚至几种都得遍挨遍尝，谁的处境都不比谁好。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惊喜地看到盛男进步之处：她是具有更强烈女性主体意识的个体。波伏娃认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中的表现形象。导演选择让盛男不再做母亲，而卵巢手术一旦完成，她也永远无法做母亲。盛男不需要借由“成为母亲”来实现一位女性的自我成就，在知道自己将被割去卵巢后，她并没有将“这会让我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这点放在首位考虑，盛男急着去体验性高潮，而不是急着去生一个孩子；盛男所遗憾的是自己无法成为完整的女人，遗憾于主体完整性的丧失，却并不是没有孩子。

影片的第二点进步在于忠诚地描绘了女性对身体的审视和对性欲的接受。片中有两场戏与性爱有关，其中一场还是盛男的自慰：在与男人上床之后，男人的生理需求当然得到了满足，但盛男并没有获得愉悦和满足，还是得靠自己。

“假装高潮的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其实非常常见，但值得一提的是，此片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在大银幕直接出现女性自慰镜头。电影极为少见地提出并直面对女性而言亦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女性的性愉悦权力”。李银河认为，关于性愉悦权力，在东西方社会中，这一点几乎都是男女双重标准的。一项2004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在中国60至64岁年龄组的女性当中，一生从未体验过性高潮的比例高达28%，而这个比例在西方各国没有超过10%的。这说明，中国女性的性愉悦一度是一个受到打压的价值。可悲的是，没有人愿意去正视并关注女性的性愉悦，这对女性当然极不公平。福柯曾说过话语就是力量，“权力借助话语在文化中发挥作用”，福柯认为，“话语建构了性别特征，而且主宰性话语能够对欲望起到限制作用”，哪怕是在电影里，中年女性哪里有话语权？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刻板成见”，当刻板成见的理论思想被运用到性别研究领域时，一个衍生的概念便随之出现，即“性别偏见”。不可否认的是，在影视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性别偏见”。作为独力个体的成人女性世界的大门似乎很少被打开过。毕竟，那些将社会与家庭的双重标准、将高度焦虑和压力集于一身的女性个体，她们不能满足男性观众和其他非此年龄段女性观众的美好梦想。

最悲凉的是盛男在医院看病得知卵巢癌时，盛男居然也这样说，“也没有乱搞男女关系，好多年没性生活了，怎么可能得卵巢癌？”导演让盛男直接把此种病同个人道德挂钩，这多么深刻地反讽了以“荡妇羞耻”为表征的对女性的刻板成见和性别偏见。哪怕像盛男这样一个自认为不易被屈服的人，现代女性和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无可避免的被非常陈腐的那些所谓道德规范不断地洗脑和驯化。

影片的第三点进步在于，作为一部女性主义的影片而不局限于女性。片中无论男性女性，导演都只做出了人性部分的刻画，对性别没有做任何差别对待。对比之下，《找到你》显然塑造了数位软弱、无能、无耻的男性，体现出强烈的男性批判色彩，《送我上青云》中这种批判色彩显然减弱了，增加了更多平等的视角和对人性的关怀。滕丛丛在采访中表示：“大多数人对男性成功的定义，也是不太公平的。就好像对女性的很多要求，也是不太公平的。”有关男人痛苦的描绘，已经超越了探索女性本身的话题，同理心体现于，这个世界也给了男性很多世俗成功的压力。因此电影讲的是现代人所面临的共同困境，男女之间的关怀与理解，人作为整体的爱与尊严。

导演以完全中立的冷静视角，白描一幅生活的图景。盛男身边，是上了年纪仍没有长大、爱撒娇的母亲，春心不改、找小三的父亲，关系暧昧的四毛，只会掉书袋的懦弱上门女婿刘光明，女性导演特有的柔软姿态与强烈的同理心在这些角色身上得到了绝好的体现，在抽丝剥茧之间，观众慢慢地就能理解母亲梁美枝为何会表现出与年龄不符的娇嗔，那个看似文艺实则懦弱的刘光明内心经历着何种痛苦，经由导演以至角色，发自内心的体认与共情，提供平实而非俯视的姿态，弥足珍贵。

三、社会学场域下女性的困境及突破方案

波伏娃曾这样解读作为他者的女性：“女人总是准备对世界采取一种失败的姿态，因为她从来不曾坦率地接受过这个世界。男人接受这个世界；不幸本身并不会改变他的态度，他会面对这个世界，不会‘被人打倒’；而只要有一点不快就足以让女人重新发现世界的敌视和命运的不公。”当代女性到底应如何明确自我人生定位，完成自我价值的选择，又如何平和地面对人生的苦难和伤痛。

男权规范的强调导致女性审美取向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女性主义理论的大量研究表明了一种实质，即男权制度下男性关注的只是作为欲望对象的女性身体。正如波利·杨-艾森卓在 《性别与欲望：不受诅咒的潘多拉》中所描写的，“我们都有意无意地、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女人的形体……在这种近乎宗教仪式化的体形分析过程中，女人是一个客体；在他人眼中和她自己眼中她都是一个被动的评价对象，而不是主体。”

当女性的吸引力本质上还是社会习俗和性别文化传统所规约的产物，这其实便将女性继而是男性同时投掷到了自身困境与无奈的社会怪相之中。女性在男权社会里的资本依然是青春和美貌，能力、学历这些，甚至成了减分项目。自视清高的高学历女文青，当她在旅途中偶遇英俊善良的文青刘光明，为了维护他的自尊，甚至还下意识地隐瞒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谎称自己硕士毕业。而影片中梁美枝对女儿喊道“你这么能干难怪没有男朋友”！身为母亲，她的这句话，又代表了多少人对独立、有能力、有点强势的女孩子的偏见？

另一方面，电影学者胡克教授提出，“中国妇女生活的社会文化使她们担负着双重任务，一是在与传统挂念决裂中证实自己作为社会人的价值；二是在男女角色冲突中证明自己作为女人的意义。”《找到你》里，姚晨借李捷之口，说出了自己长久以来的困境与疑惑：“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如果你选择成为一个职业女性，就会有人说，你不顾家庭，是个糟糕的母亲；如果选择成为全职妈妈，又有人会说，生儿育女是女人应尽的本分，这不算一份职业”。“中产阶层女性渴望达到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平衡状态，希望在履行母职的同时能够保有自我的职业和生活空间。然而，在公共领域对女性‘工作—生活’平衡难题的消极强调和家庭成员对‘平衡’的不同界定方式下，母亲的行为决策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所谓平衡的状态不易实现。”

在今天的社会学场域下，女性的困境该如何解决？伍尔夫曾在《达洛卫夫人》中反复说到“花与花联合起来”，这反映了她在1923年女性主义发展的早期就阐述的在同性之间寻求心灵抚慰的理想期待——性别平等的进步意识和女性话语的探索、表达，即在女性之间寻求一种“姐妹情谊”，并将这种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受、共同的诉求汇聚为女性共同的声音，通过女性同性间的彼此理解、扶持促进女性群体的历史性觉醒，并主动与男权社会对话与抗争，以实现性别平等、和谐发展的历史旨归。仔细观察以《找到你》、《过春天》、《相亲相爱》等为代表的诸多表现女性主题的影视文本会发现，女性之间的关系已经由传统男权文化下的彼此争风吃醋、猜疑嫉妒的紧张状态转变为同命相怜后的彼此理解、相互关爱，这种转变似乎预示着一条通向女性救赎与自由的路径。另一方面，我们或许可以从女导演滕丛丛对男性困境的观照、对男女之间关怀与理解的希冀中，思索另一条解决女性困境的道路。这就是艾森卓所主张的：性别问题若要得到彻底解答，关键在于人们能够获得一种洞彻内心异性情结的能力。

（作者单位：西安工程大学新媒体艺术学院。【基金项目】2020-2021年度陕西妇女/性别课题研究项目《陕西精神文明建设视角下“社交型”性侵女童》，项目编号：20FN-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