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的藏地电影在语言形式的探索中一再变身，但因为其影像表达对于文化属性与身份焦虑的敏感与自觉，他的电影又极具作者电影的辨识度：寓言式的简约与直接、视觉符号的日常性与思辨性、复调结构的荒诞与包容等等。解读他的电影，往往理性的快感大于感性。特别是他的创作还有着跨媒介的身份，藏语与汉语，文学与电影，需要不断地转化，增加了更多的阐释空间。

新片《气球》却第一次令人感觉到了不同，不是因为它比以往作品混入了更多的人物关系，不是因为摄影风格第一次转换为以手持长镜头为主，还明显加强了叙事节奏，也不是指以往影片中边缘的、功能式的女性角色在这里第一次获得了主体性的表达。

最大的不同是，尽管《气球》依然保持了时代与地理的文化标记，依然借人物的两难困境抛出了现代性的文化焦虑，却以令人动容的慈悲态度，描摹出人类最质朴的生命价值感陷入深渊前的样子。其实，如何看待生命，决定了我们的样子，决定了我们的自我价值。《气球》虽然借的是藏传佛教生死轮回的观念，传达的却是最朴素的家庭伦常。

测纸电影

万玛才旦的藏地电影里往往生出一种可以命名为“测纸电影”的叙事形态。从短片创作开始，他每一段影像叙事的灵感来源里都会出现一个现代媒介物、一个文化外来材料，或者是一件借外来文化重新命名和确认价值的藏地物什，可以是文化品，可以是稀有动物，在一个无可避免的时刻介入到藏地人群里，渗入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肌理中，犹如一张张文化测纸，一次次显影着传统价值和信仰在人与人之间、在个体精神世界的松动、浸染和改写。《静静的嘛呢石》中是电视剧集《西游记》，《老狗》里是“宠物藏獒”，《塔洛》里是现代公民身份证，《气球》中就是避孕套。

橡胶避孕套的批量生产直接改变了人类的家庭结构、女性地位和就业结构，改变了人对于生育的控制权和生命观。在它出现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这种改变写入了各种历史档案，当然也包括个体家庭中。《气球》中的避孕套不是夫妻俩自行购买的，是特定时代优生政策的福利派发。避孕套不仅涉及人口控制，强行进入生活日常后，还涉及性关系和它引发的文化表述。《气球》因避孕套，重新整理和规定其中的孩子、老人、丈夫、妻子、邻里之间的行为和关系。影片第一个镜头通过白色避孕套看天空、羊群与家人，指的就是这一点。也就是说影片叙事非代表孩子的视角，而是指一个借错误媒介材料（非生命的）看待生命事宜的叙事开端。

影片中妻子卓嘎比丈夫达杰更在乎避孕套的使用，但在对于此物的文化表述却有着更强的羞耻心。这种对于生育与性的两极态度，与最后两难抉择直接相关。这个问题上另外两个女性，女医生和妹妹都比她一致。性与生育的分离，是现代社会的福利之一，当然也是伦理困境的来源之一。所以导演没有对人物进行价值判断，而是给与了极大的同情。

其实，现代科技发展推进速度越快，媒介与材料生产越频繁，文化测试力度就会来得越猛烈，直至严重干扰和快速刷新人类的文化结构。所以“测纸电影”的叙事空间并不适用于工业与科技高度发展的现代都市，测不好就会成为蒸汽朋克电影。一石激起千层浪，只能发生在传统价值尚能保持水波微澜的慢社会形态中。

复调共振

《气球》的叙事结构非常特别，呈现为一种并不突出的两段体结构，以爷爷的突然离世为转折点。万玛才旦善于复调叙事，早期比较写实的电影《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和《老狗》都采用了复调结构。尝试了《塔洛》的寓言体叙事和《撞死了一只羊》的心理镜像叙事之后，《气球》综合吸收了以上几个形态，形成了一种浑然天成的“复调共振体”。当然，这种结构形态是跟影片涉及的生命观的文化命题相联系的。

《气球》前半段采用了复调结构：爷爷与孙子的生命轮回线、达杰的种羊线、卓嘎的避孕线以及阿尼与男教师线并行发展，乃至前半段的超现实段落也显得可有可无。爷爷的存在犹如“静静的嘛呢石”，代表着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凝聚着家人。爷爷的离世，将所有的内容收缩到“生命问题”上来，并且打结在了卓嘎一人身上。这个在影片构图中总处于边缘的贤良温顺角色，在后面的故事里，主宰了所有人的情感。羊与人构成什么样的明喻关系，和睦家庭的寓言成立与否都掌握在卓嘎的决定上，而她与妹妹的镜像式补偿心理也左右着她的行动。

非常能理解万玛才旦在访谈中之所以否定了角色占比出于女性主义创作尝试。因为四条线索，恰恰指向了生而四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与爱别离，包含了对生命的全部态度。卓嘎如果选择流产出家，不会真的放下世间牵挂，只会因此对孝顺长子江洋、对一心爱家的丈夫、对逝去的慈悲老人带来伤害，从而令她的余生丧失对待生命的坦然。影片中只有一个人物支持卓嘎的手术，就是周措大夫。她列举的理由，除了罚款给家庭带来压力，更重要的是她以时代改变为由，提出了新的价值伦理，也即：咱女人不是为生孩子才来世上的，我就一个孩子，除了自己轻松，孩子还能受到好的教育。这种以否定生命力和自我牺牲为前提的价值观，应该不属于任何流派的女性主义。

红色是藏地的颜色，象征着火、生育、给予与希望。在影片前半段中呈现为卓嘎的服饰、爷爷的酥油灯、阿尼夺书的灶火、孩子哨子上的红线、种羊的红布等等，人物关系在这些红色元素里呈现为一种流动的、相互给予的积极性。爷爷去世后，白色元素原来越多，呼应着白色避孕套的非生命动机，出现了医院里的纯白母羊、达杰的白帽子和水瓶、卓嘎的白毛衣、分隔父母之间的白毛皮，象征着卓嘎内心的空乏、不安和迟疑。结尾的红气球是影片的创作起点，红色气球从小孩手里脱落，飞向天空，越来越高，几乎所有的角色都抬头看到了它。在红色元素丧失之后，导演依然希望通过这个超现实段落呼唤初心，为众人带来内心的希望和抉择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