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能让人心碎的噩耗，杨在葆这位我曾经那么熟悉、那么尊敬、那么知心的老哥，竟然在举国欢度的传统节日里，毫无征兆地离去了。我悲痛，我不信，因为我的眼前全是他的身影，似乎昨天我们还在一起交谈……

在我心目中，在葆大哥绝对是中国影坛的“一哥”，是一位有口皆碑的“硬派小生”。他魁梧、粗狂、彪悍，英雄模样，侠骨柔肠。尽管他生性不喜张扬，言行低调，但是他一露面，浑身透溢出的阳刚之气倏然间就会形成一个很强大的磁场，吸引所有人的眼球。即便进入耄耋之年，他依然身板硬朗，豪气勃然，举手投足间，一副“MAN”的派头和气质。每次和他见面，一握他那宽厚的大手，就感到有种力量的存在。

是的，大哥给人以力量，他的力量不是只洋溢在他的形体上，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性格和演技上。他从苦难中走来，淮北平原的贫穷孕育了他的性格，黄河古道特有的文化和历史濡染了他的心灵。他坦诚、质朴、豪爽、乐观，以及坚强和执着。贫瘠的土地同样根植了他非同一般的梦想，而父亲的英年早逝，留给他的不仅仅是悲痛和磨难，更是一种历练和锤淬。他就是凭着一股不认命、不服输的倔劲，以品学兼优的成绩，叩开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大门。他曾经告诉我，进了上戏，每天能吃上米饭、馒头和猪肉，那日子就像天天在过年。不过，温饱不是他的追求，他要为家庭争气，为家乡争光，为那些穷乡僻壤的年轻人争脸，这种朴素的情感一直鞭策着他、激励着他。他加倍努力，他发愤图强，在表演艺术上融入并积蓄能量，一上银幕就显露出独特而富有感染的力度，成为银幕上最令人信服和难忘的“兵哥哥”之一。《红日》中的石东根、《白求恩大夫》中的徐连长、《从奴隶到将军》中的罗霄，一个个都有血有肉、有棱有角，栩栩如生，至今在我们的记忆中呼之欲出、活灵活现。人到中年后，老杨演兵哥哥的机会少了，但热血依旧，激情还在，他又在银幕上塑造了铁骨铮铮的硬汉子，《血，总是热的》和《代理市长》中富有时代特征、改革意识、正气凛然、嫉恶如仇的形象，那满满的正能量打动了多少观众的心。老杨在谈起这些创作经历时，感慨地说，艺术的魅力不是光靠形象，演戏也不是背台词，只有进入角色即我的境地，借角色倾述自己的情怀，表达自己的诉求，才能赋予角色以感染力。他是从最底层走来的，他最清楚老百姓想什么、要什么，角色与他与生俱来的正义感一拍即合。

追求正义是老杨的人生信条，他明白怎么做人、怎么演戏，角色有嚼劲，给多少钱都演，剧本差戏不好，给再多的钱也不演。老杨的经济状况一直不是太好，尤其是第一任妻子夏启英因病去世后，除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外，老杨几乎是两手空空。那年头，凭他的形象和影响力，想挣点外快捞点钱不是件难事，拍个广告走下穴，挥挥笔写两个字，分分秒秒来钱。但老杨不干，投机取巧与他无缘。我曾经在夏启英去世后不久到过他家，宛南新村的一套两居室的公房，几乎没有什么装修，也看不到什么像样的陈设，简陋得我以为走错了人家。更让我惊叹不已的是，我冒昧登门后，老杨正打着赤膊穿着裤衩用搓衣板在洗衣服，双手全是肥皂。那个瞬间我脑子一片空白，可至今在我记忆的屏幕上却定格着这一刻。就是过这样的日子，老杨也没有屈服，他没有去典当自己的良知、没有去出卖自己的初心、没有“旁逸斜出”去沽名钓誉、没有去浑水摸鱼。后来，老杨重组了家庭，又添了个女儿，生活并不富庶，但夫妻两人相亲相爱，日子平淡而美满。谁知，大儿子“宝宝”患上尿毒症，四处求医问药，老杨倾其所有也没能留住自己的“宝宝”。悲痛欲绝的杨大哥，还是咬碎痛苦咽下，抹去眼泪坚强地闯过了这一关。我想一个人要给人以力量，他自己一定是一个有力量的人。大哥名副其实。

这些年的交往，大哥让我清晰地意识到一个有自信、有力量的人，才能主持正义、讲究公道，才能坦率真诚、大度豁达。每次见到老杨，他谈得最多的就是业内的一些怪现象、一些“潜规则”，他很直接很犀利，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他甚至在一些会议上、活动中，直言不讳地对时下艺术创作脱离生活的粗制滥造大声挞伐，对一些做派和现象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亮出自己的观点，从不遮遮掩掩、躲躲闪闪。他就是这样，宁可穷着、闲着，宁可参加一些没有报酬的带有公益性或学术性的活动，也不跟风，更不屈从，完好无损地保先后这一身正气、一副傲骨。这些年，他住在北京，但只要上影有事，一声召唤，他准能到场，非但分文不取，而且总有出彩的表现，朗诵、写书法，那种感恩上影、报答上影的大义展现得淋漓尽致。

凭心说，时下像老杨这样的演员不多了。

（作者为上海电影集团公司原副总裁，上海电影家协会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