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拍摄的青春励志歌舞电影《歌声的翅膀》已于3月28日在全国各地上映，并收获众多观众好评。

在华语电影中，歌舞片并不多见。许多观众包括业内人士，一下子被电影名称前面的定语“歌舞”二字吸引，他们可能会想：歌舞电影是一种什么样的电影？《歌声的翅膀》又是怎样的一部歌舞片？

在天山电影制片厂厂长、电影《歌声的翅膀》总导演高黄刚看来，创作一部好的歌舞电影，需要电影界与音乐界、舞蹈界之间达到非常好的合作程度才可以完成。此次，天山厂创作的纯本土歌舞片《歌声的翅膀》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主创团队坚持守正创新，在故事讲述的层层递进中音乐歌舞参与叙事方面，进行了积极开拓，并大胆加入了现代的、时尚的、融合的音乐舞蹈语汇。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这一次，天山厂全新力作《歌声的翅膀》为中国的歌舞电影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展现了稳定、和谐的美丽的新疆，为当代新疆画像。

《歌声的翅膀》从新疆产生，有一种必然性

《中国电影报》：我国电影史上，歌舞片并不多见。此次天山厂推出歌舞片《歌声的翅膀》，引发了业界和观众的关注和好奇。那么，天山厂为何选择推出一部歌舞类型的作品，初衷是什么？

高黄刚：大家的好奇，从侧面反映出我国歌舞片的缺乏。所谓歌舞电影是指用大量的歌唱和舞蹈讲述故事、刻画人物、组成情节的影片。 歌舞片20世纪20年代产生，三四十年代流行起来，五六十年代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产生了一批经典之作，如《一个美国人在巴黎》、《西区故事》、《音乐之声》，70年代便开始萎缩，90年代后，开始以另一种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即在现代电影工业的主推下，以商业大片的面貌出现。目前，在美国、巴西、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歌舞片已经进入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成为重要的电影类型。

我国歌舞片的雏形早已有之，但早期形式比较单一，后来数量也没跟上。发展到今天，在我们每年七八百部的国产电影中，歌舞类型片依然凤毛麟角。与国外相比，我们既没有美国歌舞片的那种成熟的工业流程和工业体系，也缺乏印度歌舞片的观众基础，更没有巴西电影“无歌舞不成片”的传统。因此，在当下的中国，创作歌舞片尤其是真正意义上的歌舞片（而非把音乐剧、歌舞直接搬上银幕），难度极大，风险极大。

在这样的背景和情势下，我们还是克服种种困难，拍摄出了当代中国现实题材的歌舞电影《歌声的翅膀》。也许有人对此感到不可思议，但仔细想来，《歌声的翅膀》从新疆产生，冥冥中又有一种必然性。

《中国电影报》：新疆是祖国西部的美丽沃土，自古以来就有“歌舞之乡”的盛誉。在电影《歌声的翅膀》中，如何展现不同民族的歌舞特色？

高黄刚：新疆多民族且各具特色优美的音乐，绚丽多姿的舞蹈，反映了西北边陲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而各民族的歌舞艺术则都具有本民族极鲜明的特性。比如，维吾尔族，几乎人人能歌善舞，女性舞蹈姿态优美、舒展大方，男性舞蹈则刚健奔放。哈萨克族也是一个酷爱歌唱的民族，哈萨克谚语说，“歌和马是哈萨克的翅膀”。哈萨克族民歌悠扬，高亢，在冬不拉乐器的伴奏下，草原气息分外浓厚。柯尔克孜民歌节奏明快，热情活泼，舞蹈中以“挑肩”最富特色。

而作为植根于新疆这片沃土的天山厂，新疆的歌舞文化已经深深融入我们所有创作者的血脉。创作歌舞片的才情、激情、热情，一直埋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最终借着《歌声的翅膀》喷薄而出。

让歌舞成为叙事的有机组成、叙事的动力

《中国电影报》：歌舞片作为一种特色鲜明的类型片，在叙事上比较特殊。在《歌声的翅膀》的创作过程中，歌舞的编排、故事的叙述、人物的特色如何融为一体？

高黄刚：歌舞片不仅对演员的要求专业，更关键的是对歌舞编导的要求更加高。一般情况下，只有当歌舞成为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歌舞才能情节化、叙事化，才不突兀、不生硬。因此，创作一部好的歌舞电影，需要电影界与音乐界、舞蹈界之间达到高度融合的程度才可以完成。此次，我们创作的纯本土歌舞片《歌声的翅膀》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就拿叙事方面来说，如何在歌舞的串联中保持一个完整的叙事链条和艺术逻辑，对创作者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歌声的翅膀》实则构建起了“形散而神不散”的叙事链条，使全片既可进行自由的闪转腾挪，让“歌声的翅膀”可以自由“飞翔”；又保持了清晰的叙事线，让“歌声的翅膀”保持着可见可感的“飞翔”轨迹。

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看，我们在创作上以“寻”为主线，让观众跟着江寒和朋友们踏上采风之旅。影片中，江寒和朋友们的采风是一次寻访、寻找之旅，故事就依据他们寻访、寻找所涉及的空间和时间来自由调度、灵活衔接，凸显了重返大地、重回故乡、重归历史、重温初心的“神”，做到了“形散而神不散”。作品中，我们还设置了女主播晴朗这个角色，通过当下火热的网络直播的方式，打通了新疆地理空间与互联网空间、外部空间的联系，从而拓展了影片的表现空间。而江寒和他的朋友们的寻找，暗合了每一个人其实都在寻找自己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从而埋下了引发观众强烈情感共鸣的伏笔。

《中国电影报》：《歌声的翅膀》中，音乐、歌舞并非简单的植入，而是参与了叙事与人物的塑造，甚至起到了对白无法起到的作用。您认为，在歌舞类型片中，音乐、歌舞对于主题升华有哪些积极的促进作用？

高黄刚：在歌舞与叙事关系的处理方面，《歌声的翅膀》中一共呈现了八首歌曲、四组大歌舞、两段音乐剧，这些歌舞都力求跟着剧情甚至直接用来推动故事和烘托气氛、升华主题，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效果的增强，都起到很好的递进作用。

在喀什高台民居的克里木饭店那场戏，客人问老板克里木有啥好吃的？克里木直接来了一段即兴说唱：我推荐拉条子，还有烤包子，你听过马奶子，还有羊蹄子，甜甜的皮芽子，无花果子，还有美美的石榴汁子，来撒，来撒，朋友来撒……这段歌用得恰到好处，巧妙无比，既发挥了台词的作用，又塑造了人物克里木热情奔放的性格，还起到了向观众宣传展示当下新疆新面貌的作用。

在晴朗和迪里一起安慰江寒的那场戏中，也巧妙地使用歌唱作为叙事的形式，用歌声安慰江寒：坚持梦想有多难，没有人去问吗，这背后的痛苦一个人承担，你要好好地过这生活，生活总有一天会对你微笑，你要好好地过这生活，生活从来不放弃对每个人的承诺，你要好好地过这生活，生活总有一天会打破沉默……两位演员歌唱的同时，还跳起了双人舞，歌舞共同解决了戏剧冲突，推动着剧情向前发展，更重要的是生动地为观众展示了人物当时的内心世界，这样的作用和效果是台词对白很难达到的。

《歌声的翅膀》中，舞蹈的使用没有歌唱多。虽然在歌舞电影中，把舞蹈使用好的难度更大，但我们仍然尽最大努力将舞蹈融入剧情。除了哈萨克族的“骑马舞”、塔吉克族的鹰舞等民族舞蹈，我们更大胆地使用了街舞等现代舞蹈元素。比如，在喀什高台民居外的那场戏，各族群众，不分年龄大小，不分男女老幼，一起跳起了一场颇有世界风、现代风、时尚风的街舞。滑板、自行车特技等纷纷融入影片中的呈现。应该说，我们在这里大段使用街舞比重，是有深刻寓意的——街舞代表着现代、青春、活力，是想向外界展示各族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和文化活力。

用歌舞电影为当代新疆画像

《中国电影报》：《歌声的翅膀》既有歌舞、音乐的元素，更是一部励志片。在您看来，影片传递了怎样的主题？对当下的年轻人有哪些启迪作用？

高黄刚：影片中，三位年轻人，怀揣音乐的梦想，“乘着歌声的翅膀”，从新疆塔城到喀什，从伊犁草原到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慕士塔格冰峰。他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思考，一路从生活和群众中汲取着营养，最终迸发出创作的灵感，在慕士塔格冰峰放飞了他们心中的歌，也放飞了他们青春的梦想。

时代的脉搏都在影片中激情跳跃，包含深情的音乐梦想在作品中放飞翱翔。跟随影片的节奏，观众最终抵达的不仅是艺术的彼岸，还有精神的高地。在创作中，我们设计了在两个时空中来回穿插的叙事结构线——一个讲述的是江寒等三个年轻人在现实中对艺术理想的追寻，另一个讲述的是江寒的老师及其爱人在岁月的长河中守边戍边的无私奉献。这两条线索交叉，最终在影片结尾中，两条线的完美交汇——既阐明“老师”那一辈人的奉献和对主人公的熏陶，为江寒他们攀登文艺高峰打下了坚实基础，又通过江寒等人将艺术之根扎在了新疆大地来表现守边戍边、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当下的美好传承。最终两代人一起站在了慕士塔格冰峰前，共同放飞着他们心中的歌。雄浑的慕士塔格冰峰不仅是一座地理意义上的高峰，更寓意着两代人一直在攀登的艺术高峰。优美的雪莲歌，则是对两代人纯洁的心灵、坚韧的精神的吟唱。

《中国电影报》：一直以来，天山电影制片厂的作品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出新时代新疆的大美风貌。在这方面，《歌声的翅膀》具有怎样的意义？

高黄刚：三位剧中人的行走和追寻，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一种隐喻。文艺创作，要想从“高原”迈向“高峰”，怎能不经过一番的追寻，怎能不从生活和群众中吸收养分？事实上，《歌声的翅膀》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这部电影于2019年5月28日开机，摄制组从新疆西北角的塔城一路南下，跨越五个地州，行程万余公里，最终抵达帕米尔高原。摄制人员克服了草原雨季、戈壁干旱、高山缺氧等诸多困难，宵衣旰食，最终在海拔4000多米的慕士塔格冰峰下，将影片推向了高潮。

“情动于中而形之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很自然，用歌舞电影为当代画像是最合适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困难重重之下，我们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一次，为中国的歌舞电影探索着一条新路，皆是由于我们把握住了时代脉搏，聆听到了时代声音,并坚持做到了与时代同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