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4版）

而在大银幕上，生机勃勃的游击战、军民携手抗日，也是放映最多、受众最广的。如导演苏里、武兆堤执导的电影《平原游击队》，取材自抗战时期山东枣庄“飞虎队”真人真事的《铁道游击队》、《铁道飞虎》、《飞虎队》，改编自徐光耀同名小说的《小兵张嘎》。讲述冀中回民马本斋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义勇军故事的《回民支队》。以冀中扫荡为背景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以“抗日先锋村”河北正定高平村为故事原型、表现党领导人民群众粉碎敌人“扫荡”的《地道战》，取材于山东海阳县人民群众用自制的土炸药制造地雷抗击日寇的的电影《地雷战》，描写抗日自卫队雁翎队故事的《新儿女英雄传》，以“五一”大扫荡为背景讲述武工队战斗经历的《敌后武工队》，表现冀中军民抗日的电影《烈火金刚》，根据马烽、西戎的小说 《吕梁英雄传》改编、讲述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吕梁英雄》，描写八路军子弟、伤员抗日故事的《战争子午线》，军民联合抗击日寇的《太行山上》、《浴血太行》、《粮食》等等一批表现游击队传奇英雄的影片。这些影片中，塑造的经典工农兵形象，英勇果敢，充满传奇色彩，深受当时观众的喜爱。其中，原本是作为军教片拍摄的《地道战》，创下了12亿观影人次的纪录，成为电影史上的奇迹。

陈山认为，许多影片创作者经历过抗战，是这批影片能够获得几代观众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的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有的影片改编自畅销小说，许多创作者是抗战的亲历者，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自然会生动许多”。

据《平原游击队》主创回忆，导演苏里和武兆堤曾在同一个文工团工作，二人都经历过冀中敌后的游击战争，他们通过富于动作性的故事情节，在电影中塑造出了新中国银幕经典形象之一的李向阳，成为当时许多人心中的偶像。

几十年间，不断被翻拍的《铁道游击队》片中的主要人物都有原型，所有战斗故事也都确有其事，没有任何虚构和夸张的内容。而影片中暗藏的爱情故事，也为这部英雄电影增添了一抹少见的柔光。而《敌后武工队》的原著作者冯志自身就是武工队队员，为影片增添了一层真实的底色。

除游击战外，以我党领导下、改变了整个抗日格局的“百团大战”为背景的电影《百团大战》、《破袭战》，讲述八路军攻破日军“阳明堡”机场，以少胜多经典战斗的《夜袭》，改编自真实历史事件、描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西安事变》等影片，亦获得了较好的观众反响。

八一厂拍摄的《百团大战》从战略、战役、战斗三个层面，再造了司令部决策的真实，也再现了战壕中战斗的真实，描绘了一幅气势宏伟的战争全景。

而导演安澜在拍摄《夜袭》时，为还原“夜袭阳明堡”的真实面貌，影片大多数都在晚上进行拍摄，连续25个夜晚，每天都要工作近20个小时，拍摄结束后，演员和导演都累得又黑又瘦。整个影片自始至终穿插着猛烈的战争场面。

◎ 地下党带“火”国产谍战片

与游击战同样充满传奇色彩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

从《永不消逝的电波》，到《51号兵站》、《野火春风斗古城》，再到新时期拍摄的《风声》、《东风雨》等，表现中共地下党传奇故事的主旋律电影，逐渐“火”成了商业类型片，谍战电影红极一时。与此同时，谍战也“烧”到了电视荧屏上，《潜伏》、《暗算》、《麻雀》、《伪装者》等地下党的抗日故事戳中了不少年轻观众的喜好。

在电影中塑造地下党对演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1958年上映《永不消逝的电波》，算是最早一批为观众喜爱的表现中共地下党抗日的影片。电影以李白烈士的事迹为原型，讲述了中共党员李侠潜伏在敌占区，为革命事业奉献出生命的故事。

主演孙道临在塑造人物时也曾遇到困难。他起初把角色当成单纯的“生意人”来演，只强调了角色的世故圆滑。后来，孙道临去采访一些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他们特别提醒他，当时一些反映地下斗争的影片把地下工作者塑造得平庸卑微，其实地下工作者虽然会以不同社会职业做掩护，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脱离他们正派、诚实的本色。听了这些话，孙道临意识到自己当初只强调人物“装啥像啥”，却冲淡了人物平凡朴素的真实面貌。在后面的拍摄中，他更加注意表现人物的精神本质 。

《野火春风斗古城》中，主演王晓棠一人分饰两角，扮演地下党交通员银环的同时，还要扮演性格迥异的妹妹金环。为了塑造角色，王晓棠去保定体验生活，特意走访了保定解放七天前牺牲的张勃烈士的妻子范素云。她还买来小提琴定音器，反复对照练习金环、银环两个人物不同的音高、音强、音长、音色，找出金环和银环各自台词不同的发声及气息方式。

而在《风声》中，周迅为了让进入“老鬼”顾晓梦的角色中，忍受了顾晓梦经受的身心双重折磨，导致情绪数度崩溃。用她的话说，“在片场一会哭一会笑，变得神经兮兮，到了晚上还失眠，只能靠安眠药入睡。”同为《风声》地下党的“老枪”张涵予也因这一角色压力巨大，经受了巨大的身心折磨，只能靠“一杯红酒加一支雪茄”来解压。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影片，表现地下党抗战故事的《风声》在主旋律电影类型化方面做出了成功的探索。无论是电影的剧情编排设计，还是拍摄的手法，都跳出了以往同类题材的窠臼。编剧导演通过大量主观幻觉和错觉成功塑造了人物。

而此后上映的同为谍战题材的《东风雨》则开始尝试大投资的谍战片，据资料介绍，2010年上映的《东风雨》投资超过一亿元，为了还原上世纪40年代的“魔都”上海，剧组花费半年时间进行场景设计，将外滩、南京路、跑狗场及仙乐门等场景重新搭建改造。

◎ 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

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14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广泛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扎根群众,凭借人民群众的力量，取得了抗日扎挣的胜利。

在抗日题材电影中，人民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主角。《鸡毛信》里给八路军送信的龙门村儿童团长海娃，《小兵张嘎》中跟日本人斗智斗勇的八路军小侦察员嘎子，《地雷战》里村民兵联防反扫荡，《粮食》里村民与日伪军斗争给根据地运送粮，《岁岁清明》中杭州人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奋起抗日，《斗牛》里为了对八路军的一句承诺村民与奶牛共存亡，《举起手来》里的姥姥和农村配合游击队员打鬼子，《烈火金刚》中冀中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同鬼子和汉奸进行英勇斗争……这些抗战影片中人物和故事似乎在昭示着，革命战争是人民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没有一种力量，比来自群众更强大。

1954年上映的电影《鸡毛信》家喻户晓。鸡毛信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地区军民创造的一种传递紧急情报的特殊邮件，信封上粘有鸡毛，以示十万火急。战争时期有许多群众为八路军传递过鸡毛信，影片主角，那个机制勇敢的儿童团团长海娃，面对敌人镇定自若、聪明勇敢的举动，成了当时许多观众心中的小英雄。该片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中国少年儿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敌斗争的儿童影片，还是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

◎ 新导演的先锋探索

崛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影坛的第五代导演，许多人不约而同将处女作电影的题材选定为抗日。正是因为第五代的选择，抗日题材影片影片也成了第五代及此后一些新晋导演艺术探索的首选题材。

取材自郭小川同名长诗的电影《一个和八个》是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影片由张军钊导演，张艺谋、肖风摄影，何群担任美术，讲述了八路军指导员王金蒙冤入狱，但仍以民族解放事业为重，感化、教育同狱的土匪逃兵，使他们用实际行动赎罪并投入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的故事。该片在故事构架、摄影构图及人物塑造上均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同时推出了陶泽如、陈道明、赵小锐、魏宗万、谢园等个性鲜明的新星。

有意思的是，《一个和八个》的摄影师张艺谋、肖风，跨界导演后，同样对抗战题材念念不忘。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电影《红高粱》还捧回了中国电影首个“金熊奖”，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在著名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项的作品。肖风则在多年后连续导演了两部抗战题材电影《大劫难》和《岁岁清明》，前者再现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平民的生活变化，教育部将该片定为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重点影片在全国高校巡映，后者获得第2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名。

同为第五代导演的陈凯歌的处女作《黄土地》，吴子牛的《喋血黑谷》、《晚钟》、《南京大屠杀》、《国歌》皆与抗日战争有关，其中《晚钟》荣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不仅第五代导演热衷将抗战题材作为自己艺术探索的基石，第六代导演中，也有在抗战题材影片试图开拓更多可能性的导演，如管虎《斗牛》、《厨子戏子痞子》，两部以抗日为背景的影片中，加入了一些荒诞、黑色元素，为影片带来了另类喜剧效果。

作为新一代青年导演，杨树鹏以电影《匹夫》触摸抗日题材，上演了一出绑架亲王，向日本天皇索要赎金的戏码，奉献了一部试图在华语导演新方向上做出尝试的抗日题材影片。

中国导演无论新老皆热衷于抗日题材，在陈山看来并不意外，抗日战争关系民族生死存亡，这本身就是值得几代导演来拍的电影题材。在他看来，如果苏联的卫国战争是苏联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抗日战争则是中国战争叙事最辉煌的一笔。

从上世纪30年代至今，近90年来，抗战题材电影从讲述方式到艺术表现手法都有了巨大的变化。陈山认为，如果在世界大格局的框架下认识抗日战争，如今的中国抗战题材电影表现抗战时站在了更高的高度上，将民族抗争和民族解放战争融合在了一起，影片不但具有更丰富内涵，还有具有人性和现代精神的表现力，而这也是抗战题材影片能够获得国际奖项肯定的原因所在。

新时代的中国电影人，在继承中国电影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期待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作品，用电影书写中华民族的奋斗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