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元旦档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到春节档的《你好，李焕英》，再到近期清明档的《我的姐姐》，以家庭亲情为主题的国产影片集体爆发，让观众在一场场光影交错中，与大银幕上的家庭故事和亲情关系产生共情、共鸣。这些影片剧作扎实、贴近生活、感情真挚，在不同的档期中的表现均颇为亮眼。

近几年，以家庭亲情为主题的国产影片不断，如表现抗癌过程中一家人相互扶持的《送你一朵小红花》、通过如何过春节为背景呈现中国式家庭情感困境的《吉祥如意》、讲述父子情的《银河补习班》、描写年过七旬的奶奶远赴日本奈良寻找其失联多年的日本遗孤养女的《又见奈良》、描绘因意外丧子的家庭为抚平伤痛远走他乡的《地久天长》等等。这些影片从主题上来讲，都以家庭为单位讲述一家人之间的情感关系。

广义上来讲，以家庭亲情为主题的影片非常之多，其界定也比较困难，每一部影片所呈现的主题与内涵不一定是单一指向。正如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原秘书长饶曙光强调的，“家庭情感主题电影是一个包罗万象，乃至百科全书式的概念，含义太广，以至于我们都难以界定。所以很多具体现象还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那么，《送你一朵小红花》、《你好，李焕英》、《我的姐姐》为何能够在今年各大档期有着亮眼的票房成绩？它们成功的背后有什么相同的“基因密码”？未来的创作能否延续它们的成功？未来讲述家庭亲情的影片还会有“爆款”吗？

◎ 家庭亲情影片成“爆款” 多档期票房的中流砥柱

从数据来看，元旦档上映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开画排片占比24.7%不敌《温暖的抱抱》28.98%；春节档的《你好，李焕英》开画排片占比20.09%，低了《唐人街探案3》17.43%；《我的姐姐》开画排片占比16.65%，与当日《哥斯拉大战金刚》32.04%的排片占比相差近一倍。

在排片占比不高的情况下，《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局就以当日44.08%的票房占比一骑绝尘，随后三天分别以42.54%、39.29%、36.81%（周五、周六、周日）的票房占比始终盘踞当日票房占比第一名，元旦档期内以5.24亿的成绩夺冠；《你好，李焕英》则是在开局劣势的情况下，以好口碑的持续发酵扭转局面，截至目前《你好，李焕英》以54亿多元票房的好成绩位居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第二；在与进口片《哥斯拉大战金刚》的对战中，《我的姐姐》以三天3.77亿元的票房成绩战胜《哥斯拉大战金刚》夺得清明档票房冠军。

这些影片都从稍显劣势的局面出发，以好故事、好感人、好口碑的态势逐渐走高，最终拿下档期内的票房冠军。或许是受去年疫情影响，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认识到家庭亲人的重要性；或许是家庭亲情主题影片直击人们现实生活的“痛点”；或许是新时代背景下对亲情关系的有了新要求、新期望……表现家庭亲情主题的影片成为社会热议话题，加之影片口碑的持续发酵，促使观众自发形成观影热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君健认为，今年这三部影片火爆背后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在亚洲地区，家庭文化、家庭观念已形成一种文化底蕴。特别是东亚地区，家庭亲情题材是亚洲地区电影创作的常见题材，创作者创作的现实主义电影常常和亲情相关。第二，这三部影片所呈现的问题，深刻反映了当下中国人的“心病”。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每个人都对未来、对生活方式有自己的理解和诉求，家庭成员的理解和诉求不尽相同，这就意味着需要在追求个体价值的同时处理好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些影片在描绘与家人关系、家庭情感纠葛中，能够与现实生活产生共鸣、与观众产生共情。

导演刘抒鹃谈到这三部影片时动情地说：“疫情之后的当下，家庭亲情主题影片的‘火爆’都是理所当然的。有过一定生活阅历的人，不论是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承认或者不承认，这场疫情对内心都有所改变。这种改变折射到我们生活中，就让家庭亲情主题影片在一个特定时期帮助我们的观众打开了情感的大门。在这个特殊时期，与其将它称为亲情电影，我更愿意为它贴一个更准确的标签——‘治愈系’电影。”

◎ 呈现困境与温柔和解  传递新时代家庭观念

中国电影史上描绘家庭亲情主题的影片并不少见，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哀乐中年》、《万家灯火》，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我们夫妇之间》、《李双双》、《舞台姐妹》、《大李、小李和老李》，以及新时期以来的《喜盈门》、《乡情》、《乡音》、《野山》、《过年》、《喜莲》、《九香》、《美丽上海》、《向日葵》、《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等一大批影片，现在来看依旧具有较高艺术和观赏价值。

相较早期家庭亲情主题影片，今天的电影创作更聚焦个体命运，以更为现代的视角和观念展开故事。如《你好，李焕英》用穿越的方式回到过去帮助母亲“改变命运”；《我的姐姐》把安然和弟弟推到丧父丧母的极端处境下；《误杀》将故事的背景设置为父亲为维护一家人想尽办法与警察斗智斗勇；《又见奈良》让年过七旬的奶奶在异国他乡寻找其失联多年的日本遗孤养女；《沐浴之王》以肖翔失忆为背景进入周东海一家的生活中等。

梁君健表示，早期家庭亲情主题影片与现代家庭亲情主题影片既有共性也有差别。自五四运动以来，在各种文艺作品中都强调脱离封建家长制，如《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反叛家庭、逃离家庭、追求解放，与洪常青所代表的战士们组成革命家庭，在影片中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家。当代家庭亲情主题影片与早期家庭亲情主题影片相似的是，都从正面或侧面表现了家庭对个体的束缚和捆绑，但不同之处就在于当代影片会站在理解的角度尝试与家庭、自己温柔地达成和解。

这些新时代背景下创作的家庭亲情主题影片都从不同角度都折射出当今中国家庭观念的更新迭代。《你好，李焕英》中，贾晓玲回到过去努力帮助母亲改变命运，让母亲的人生更成功。贾晓玲理解的成功是赢得一场排球比赛、遇见厂长的儿子、有着比现在更充实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一个出国深造的女儿、聚会上的谈资可以让人“羡慕嫉妒恨”等。这一系列类似“蝴蝶效应”的影响，都让贾晓玲对人生成功的理解直指现代社会背景下对物质的更高需求。反观李焕英，她常说的就是“我未来的女儿，我就让她健康快乐就行了”、“你怎么总是不相信我呢，我对自己的人生真的挺满意的”……这些台词都透露出李焕英对生活、人生的理解与贾晓玲大相径庭。李焕英所代表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家庭观念是与贫穷但相爱的“烧锅炉”老公奋斗一辈子、有一个健康快乐的女儿。贾晓玲所代表的新时代背景下的家庭观念是有着丰富的物质财富、女儿老公可以成为自己的“资本”。这两种家庭观念的碰撞，深刻反映了当下家庭观念的变迁，但贾晓玲在夕阳下与年轻的“父母”一起享受微风时，贾晓玲对母亲的选择也释然了。

《我的姐姐》中家庭观念的迭代，以当代姐姐安然和“老一辈姐姐”朱媛媛为明显对照，呈现出两位姐姐对家庭亲情关系中不同的选择和思考。安然在突然面对要照顾弟弟时，她会考虑自己的未来和追求，影片正是在安然要去北京读研究生和亲戚想让安然留在家乡照顾弟弟之间产生的矛盾造成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反观安然的姑妈，当时考外国语大学想要学俄语，但是安然的爸爸也考上了中专，为了让安然的爸爸读书，她只好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之后，她想要与俄国人做生意，刚坐了好几天的火车到俄罗斯，又因为安然的妈妈生了安然，需要她回来帮忙照顾，只能拿回来几个套娃当纪念。安然与姑妈的对比，呈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两个不同的选择，姑妈在说出“套娃也不一定要装在的同一个套子里”时、结尾处安然抱着弟弟落泪时，安然与姑妈都在某种程度上与自己达成了和解。

饶曙光强调，在《送你一个小红花》、《你好，李焕英》、《我的姐姐》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种积淀，一种集体无意识，或者说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密码，简单讲就是伦理。关于电影的伦理叙事，或者说伦理类型的电影，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下转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