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首映
银幕上出现了这样一组镜头:西哈努克再次来到中南海西花厅,但他所敬爱的伟大朋友周恩来已经不在了,迎接他的只有满院盛开的海棠花。
然后是一组连叠的西花厅和海棠花的空镜,既表达了西哈努克对周恩来的情感和思念,也给了观众一个回味。
周恩来的外交工作同时也是人的工作,从“情”字下功夫,他会让一个信仰截然不同的人对他产生这样深深的思念和敬仰。
在周恩来手里,外交不是冷冰冰的讨价还价的谈判,外交还充满了丰实的人情味。周恩来不仅在困难的时候帮助柬埔寨,帮助西哈努克,还照料西哈努克的几个儿子在北京的学习生活。
他又克服各种困难,把病危中的西哈努克的母亲从金边接到北京治病等等。
银幕上这组写意的镜头中留给观众一个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让周恩来的伟大胸怀和人格魅力在银幕上得到充分的表现,并在观众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全国上映时,许多观众在看到这个段落时都掉泪了。
这部影片就是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
1998年的电影发行第一仗,便是北京的民营建基公司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出品人也是投资人的王三雪名不见经传。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电影人,聚集到这里。
在冲击中国电影市场最初的日子里,制片与发行就这样亲如兄弟。王三雪首先找到北京市电影公司的高军,高军召集全国同行。重点市场上海是王三雪的主要勘查地。导演傅红星从幕后也出现在前台,一起张罗全国的试片活动。
这个难忘的冬夜,全国电影宣发人员集合到了北京。北京,二十二年前“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北京。在《周恩来外交风云》出现之前,宣发的激情总是首先在个别城市发生,然后蔓延各地,达至全国。《周恩来外交风云》开创了全国宣传营销同时发动的先河。
我不记得是否从这一天开始认识了上海的老吴——上海市电影公司宣传科长吴鹤沪。高军、老吴和我的共同的谢顶第一次在全国电影宣发行业跟前亮相。
《周恩来外交风云》的上映此时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因素——时值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影片的纪录片风格加上部分“解密”镜头对于中国观众既陌生也亲切,很有吸引力。它也是第一次从人们久违的周总理外交故事中,感受对总理的情感,在1998年的时候,这部影片不仅找对了时机而且充满厚度。
吴鹤沪和高军在那个策划会的晚上,都满怀深情地阐述了构思,如何调动社会情绪,如何动员起社会媒体,如何把动员做到全市影院当中去,围绕着这些话题来自全国的宣发人员纵论至深夜,还依依不舍。
回到广州,我和广州市电影公司的电影部经理肖燕萍作了详尽的讨论,在一般以为政治意识淡薄的广州,应该怎样把这部纪录片宣传起来?广州,能够走在全国的前面吗?
几天之后,我和肖经理把全市的电影院、影剧院、文化宫礼堂的经理们召集起来,在广州市电影公司召开了一个部署会议。当大家到齐并安静下来后,我说出了做好《周恩来外交风云》的策划。与全国各城市不一样的是,广州不搞统一的大型新闻发布会,不搞从上而下的影片首映礼,而是从每一条战线和每一个系统出发,每一家影院都去联系一个大的系统。
譬如文化口、教育口、银行口、铁道口、农林口、公交口、轻工口、纺织口、省直机关口、市直机关口,等等。每一家影院必须在一周之内落实自己的联系系统,报告与我,统一在报纸上发出广告:XX系统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暨《周恩来外交风云》首映式X月X日隆重举行。
我要求至少一周之内广州出现十个“首映式”,并且首映式上致辞的嘉宾必须是该系统的主要领导。如此,影片上映的声势必然如星火燎原,带动市场。全体经理对这一番运筹无不心领神会,返身就去着手准备。
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日。前一周,广州的各大媒体开始按照安排陆续刊出了《周恩来外交风云》在广州上映的广告。这次的电影广告与以往不同,也是唯一一次不同,它们同时作为全社会纪念周恩来总理的“动员令”,具体到各个系统,系统的领导出来致辞。
回到22年前,我还是一位上山下乡的知青,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到了连队。一批女知青赶到七八公里外的镇子上扯了一大匹黑布,连队知青都带上了黑纱。但是我们接到了上级通知,不许举行周总理的悼念活动。分场场长叫荆春山,是一位老八路,他果决地通知全分场各连到场部举行“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那一天我们连从离分场最远的驻地准时到达场部现场,大会开始,荆场长宣布全体向敬爱的周总理默哀……
青春的热血仍未冷。一周之内,广州媒体上出现的影院和各大系统的联席首映礼超过了十个,主持并致辞的都是系统的一二把手,有的远在外地出差也连夜赶回广州,也有的单位原来不知道这种上映形式,主动与影院联系加入到首映的行列当中。
前所未有,声势空前,我们看到了市场的脉搏,广州的这种由影院动员、全社会参与的上映方式,为全国所罕见。《周恩来外交风云》在电影之外上演了一幕“风云大戏”。这是1998年的春天。这部影片创下了全国新的纪录片票房纪录:3500万元。广州,周恩来早年革命生涯最大量活动发生地的城市广州,也成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深情的城市。(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