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剑”
1997年3月,王兴东编剧,雷献禾、康宁执导,吴军、刘佩琦、宋春丽主演的《离开雷锋的日子》在广州首映。电影公司首轮已经在媒体上广发宣传文章,也请了主创人员到广州进行观众见面活动。
这部影片讲述当年雷锋的战友、司机乔安山倒车不慎撞上电线杆,电线杆倒下砸到雷锋。雷锋去世后,乔安山怀着对班长内疚之心一直为雷锋守墓,并发扬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做了很多好事——直至有一天驾车途中发生被人冤枉撞人事故……
影片角度新颖,情节十分感人,但是常规的宣传没有收到效果。广州上映足足五十天票房仅收入9万元。中心城市的市场状况对全省影响甚大,时任广东省电影公司分管发行的副总经理李锡希是一个能够识人用人的领导,他提出请广州三剑电影学社出山重做影片的营销。
广州三剑电影学社是来自珠江电影制片公司的祁海、来自广州市电影公司已经退休的老宣传科科长周俊杰,和我于1995年组成的一个专门策划营销优秀国产电影的学术与实践知行合一的社会团体,属于广东省电影家协会旗下的组织而非公司。为此,时任广东省电影公司总经理曾经问我,既非公司,你们如何承担法律责任?我回答,按照一个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对社会承担权利义务和责任。这一年,我37岁,祁海老师45岁,周俊杰老师61岁。
“三剑”首先开了一个“诸葛亮会”,分析了前段宣发失利原因:一是简单地将影片当作学习雷锋的泛主旋律片,已经不吸引当下的市场;二是千篇一律的发稿方式和首映宣传活动,缺乏针对影片个别资源而作的策划包装,无法形成营销突破点;三是没有把影片上映之初观众的积极评价,作为有利于影片推广的市场信息,加以利用扩大宣传。
三个原因使得影片并没有走近市场。“智多星”祁海说,我有一计,你们听听……
原来不久前广东粤西湛江地区的雷州市发生了一桩与影片主人公乔安山相似的驾车“被撞人”事件,当事人是当地一位青年商人李先生,在出差途中救了一位被车撞伤的女子,女子恩将仇报,诬告李先生撞了她。李先生虽被冤枉,但他表示不为自己的救人行为后悔。这件事情正在雷州半岛上传开,上了报纸……
祁海提出“三剑”兵发雷州,以此事为发轫,从一个看似偏远的地区去做起《离开雷锋的日子》推广上映——“雷州,你是见死不救的雷州吗?”
“三剑”连夜从广州出发长驱九百里,早晨雷州市委宣传部长刚刚上班,“三剑”已经出现在他的办公室。这位部长叫张竹西,人称张主席。他正为不久前另一桩海上发生的渔政船见死不救事故被媒体发酵而犯愁,“三剑”把策划详细作了介绍:雷州人民急公好义,李先生就是例子,通过在雷州放映《离开雷锋的日子》,可以把银幕上下相似的两件事挂在一起宣传——
正好说明雷州就是有雷锋、乔安山一样的好人好事,更有机会宣传良好的社会风气、树立雷州的新形象!雷州的渔政事故不能以偏概全。张主席如见救兵,拍案叫绝,马上采纳并当场充任宣传上映活动总指挥。
“三剑”又迅速与在广西出差做生意的“雷州乔安山”李先生通了电话。李先生认为宣传家乡义不容辞,当天晚上,他放下手头生意,从广西回到雷州一同出席了首映式,成了银幕之外的“明星”!
这场首映式有一个独特的主题:“献给雷州人民的好电影!”全市媒体和“三剑”及观众们共同观看了这部影片,由于事前代入了本地事件,整个放映活动成为了当地的新闻,汇集起了当地的舆情。雷州市委宣传部逐条战线、逐个系统、逐家学校部署观影,全市形成了“新闻效应+实际行动”。仅有12万人口的雷州,上映该片10天,票房收入6万元,一举成功。
“三剑”回程广州路上又专程拜访了湛江市委,雷州的效应迅速在湛江市连锁开花,结果湛江全市放映票房达到25万元!远远超过当年660万人口的大城市广州,带动了全省上映。而广州受到全省影响,第二轮再次上映票房也收获了30万元!国产优秀电影又一次向死而生。
广州三剑电影学社是中国电影改革最早在“南国”发生的成功实验。在《离开雷锋的日子》获得成功之前,三剑已经陆续取得了优秀国产影片《狂吻俄罗斯》、《七七事变》、《一个独生女的故事》、《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实录》、《大转折》、《一千万港元大劫案》等影片营销的成功。尤其反法西斯影片《红樱桃》的广州市场在“三剑”营销主导下夺得237万元票房的好战绩,这个纪录从1995年延续至1998年《泰坦尼克号》上映。
五,横刀
“三剑”就是这样捕捉战机:做人们不敢想的事。
批准发行之影片,其拷贝不能再动剪刀。即影片一旦定型,再也不能改动。但世上凡事皆有例外。“三剑”经常、经常,经常成功的,便是例外。
对时任八一厂副厂长安澜来说,那天确实是一个始料不及的日子。他常为制片的事去到广州,但这次厂里的任务是联系“三剑”,设法将市场不妙的战争大片《大转折》转危为安。自从《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实录》一片打赢之后,“三剑”和八一厂成了莫逆。甫见面“三剑”就提出,战况了解,办法也有,但是,要做一件逆天的事。安副厂长回道:愿闻其详。
“三剑”的看法是——《大转折》题材角度好,刘邓大军中原突围千里挺进大别山狭路相逢勇者胜,熟悉战争史的一代人,加上今天对改革开放邓小平同样熟悉的新一代人,会喜欢这部影片,市场定位容易。不利之处在于篇幅太长,三个小时影院很难排。当年影院往往就一个大厅,同档期还有一部进口大片《侏罗纪公园》,一个晚上一个厅,怎么排得开场次?
安厂长问:计将安出?“剪。”安厂长说:一剪没?行吗?——“我们尝试将影片缩短到二小时,广州晚上放映时间一般四小时,影院正好排两场。一场《大转折》,一场《侏罗纪》。”
安厂长矜持了。这可不是将在外闹着玩的事。“我们先在台本上剪一次,您看看,行的话我们用录像带剪一次?”“好吧拜托,事不宜迟。”安厂长将信将疑。
“三剑”两天时间剪完了一部台本,雷厉风行,计算了长度,两个小时。做完第一感觉是,电影其实都能重新剪(这就让我想起了张暖昕、李陀1979年时写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那篇称之为“中国电影创作的现代宣言”的文章)——国产电影(用时下的方式来说)提升的空间很大。
两天后剪辑好的台本交给守在广州的安副厂长连夜审阅。安厂长也是“神人”,第三天说OK。第三天晚上开始,“三剑”用两台录像机手工操作,在办公室里,一室清辉半盏浓茶,开始对着台本“剪片”。那是一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在观看的主旋律大片!怎会知晓这边厢却在通宵达旦舞之蹈之,不知东方既白……
录像带火速带到了北京八一厂明星厂长王晓棠将军案头。道理是,三小时,全国都无法顺利排映,二小时,影片可望市场复生。
王晓棠认真地看完录像带。举一个剪辑片段例子吧:1947年6月末,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入鲁西南羊山集,围住了国民党精锐66师。前面是掘战壕、动员会、和军委来回电报。国民党方面同样是军事会议,委员长坐镇开封督战,训话时长一分多钟。
之后是两军的行军、阵前运动、备战等等,很长一段酝酿之后我军发起进攻。
剪后的节奏:所有行军、会议、战壕、大段双方讲话剪掉,委员长训斥顾祝同等国军众将:“难道让74师(张灵甫将军)的悲剧在羊山集重演吗?”委座话音未落,剪辑上去的画面是一声巨炮!刘伯承手下陈再道部队发起总攻。
这是蒙太奇手法,在短短的剪接中,完成了一幕真正的电影语言:委座前一句话正好成为后一个解放军强攻画面的铺垫——孟良崮国军的悲剧真的在羊山集重演。其所不愿,恰成现实!
珠江电影集团现在还存有当年“三剑”剪辑《大转折》胶片用的德国剪辑机。全中国只有三台,而珠影占一。
“三剑”找到珠影著名金鸡奖高级剪辑师杨幸媛大姐,直接使用了这台机器,大姐则亲自操刀。就这样“三剑”完成了中国当代电影史上罕见的一次操作,将一部有龙标的影片,从三小时剪成了两小时六大本,保留十二场戏——
强渡黄河、攻打羊山集、挺进大别山、过黄泛区、强渡汝河、枪毙拿群众财物的副连长、“安卵子”大会、争留大别山、雪花马浪漫曲、澡堂子战役和大会师等……一气呵成,既突出中心,又保留了原片恢弘磅薄的抒情风格,更加精炼,可看性大增。
第一个剪辑成新片的拷贝是47号拷贝,现存广东省电影公司片库。杨幸媛大姐是中国电影第四代主将孙羽导演(代表作《人到中年》)的爱人,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剪辑获得者(《冰上情火》《周恩来》),后任中国电影剪辑学会会长。王晓棠将军一锤定音。
“三剑”不仅成功剪片,还主动帮助影片在媒体上做足宣传,《大转折》重新在广州市场受到了影院和观众的欢迎。票房45万元,名列当年广州国产片战绩前茅。全国省份如辽宁、吉林、新疆、陕西等地电影公司都来广东取经,广东版本传至全国,“三剑”成员甚至还飞到当地协助剪片。
诚然,诚之所然,再不会有这样的“天方夜谭”。
需要补充的是,“三剑”所以一直敢做人所不敢,皆因三个伙伴年龄虽殊,但英雄主义同归,都喜欢从古往今来人物身上吸取敢于奋斗、所向披靡,善于奋斗、智勇双全的精神品格。他们都相信人的一生当为一件大事而来。所谓团队不可复制,我也曾经为此留下一首小诗:从无所惧鬼见愁,书生胆气敢当头。潮起手落弹指处,漫天红霞弄扁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