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法自我完成书写，正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过去的事件需要作用于现时的思想才得以复苏，通过与当下的连贯才获得了历史性。历史叙事的意义就在于，它为当下的人提供了一种“可以利用的过去”，这帮助我们树立起对自己和现实的理解。

1912年“泰坦尼克号”首航沉没的惨剧，百余年来经由各种媒介的叙述，灾难中所凸显的勇气与道德、责任与牺牲，已经成为了西方文化中现代“骑士精神”的象征。1998年《泰坦尼克号》进入国内市场，伴随着奇观化的巨轮从古老欧洲驶向“新大陆”，杰克和露丝生死相许的浪漫深情更让中国观众唏嘘不已，巨轮可以翻覆，但爱情和蕴含其中的价值却会常青。

不久前上映的《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以下简称《六人》）是对长盛不衰的“泰坦尼克”历史叙事的挑战，影片以新的发现修正了对这场灾难的书写，作为历史纪录片，首先值得探讨的是，如何向观众确保修正的“真实”可信。

《六人》是一部叙事结构精妙的电影。它与常见的历史纪录片不一样的是，既缺乏系统扎实的历史资料，也没有亲历者见证，观众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和行动者（施万克）同等的信息，船难中有8名中国人，6人逃生后没有留下任何历史记录。这是被历史叙事的反常之处所激发出好奇心而开始的寻找，观众只能跟随行动者的视角，去历史的残片中发现可以彼此印证的蛛丝马迹，和他一起拼凑出历史的真相。缺乏一个“全知”的叙事引导者，历史的证据链久久难以闭合，悬疑感贯穿了影片的大半时段。

这是历史上背负骂名的6个人，他们的逃生经历被媒体宣传为“贪生怕死”、“伪装成女人的懦夫”。同样作为人，避难逃生是理所当然的本能，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导演罗飞阐述过纪录片面对历史的局限性，他承认总有些历史的真相是看不到的，你可以去猜，你可以再去研究，但是你不能百分之百确认，所以你只能通过你自己的原则和想法去做出解释。

在无法找到历史证据的环节，施万克模拟当时的环境亲身试验，泡在冰水中找到相近的体感，再造一艘救生艇验证视觉的局限。这样看似笨拙的办法，是借助感同身受做出的辟谣，也揭示出了他们可以从船难中逃生，却被“社会性死亡”更精准和隐蔽的原因，西方媒体固有的偏见与刻意的扭曲，正所谓要塑造灾难中的英雄，首先就要打造被“污名化”的他者。

人道主义立场是影片的价值底色，《六人》不是对于历史冷静的推理断案，而是朝向历史“寻人”的故事。罗飞想要关注的是他们自身经历的事情，他们或隐姓埋名、改头换面的生活，或客死他乡、不知所终，寻找的过程屡屡中断，6个人不尽相同的面目模糊，逐渐清晰的是海外华工遭受的“非人”待遇。

这是影片故事的时代背景，成为了全片最让人激愤的泪点，也是罗飞对历史无奈的“解释”，当他把摄影机对准历史的模糊之处，呈现却是在泰坦尼克沉没的年代，西方列强排华政策下中国人的共同命运。

当然，《六人》并不是一篇战斗的檄文，尽管不可避免触及了中国观众对近代以来民族屈辱的“共同记忆”，但出发寻找的目的，是让今天的观众去理解历史上的人。幸运的是，方文山的身世逐渐清晰，它让故事必不可少的角色塑造得以落实，也让影片在涉及庞大的历史议题时，始终没有脱离日常化的情感带入。

方文山从历史中的显形，是借助儿子方国民的视点完成，我们认识这个人物的过程，也叠化着儿子对父亲的重新认识。在方国民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有着代沟冲突，沉默寡言，总是不合时宜西装革履的老人。依托历史档案、亲友回忆、故乡寻访，他在我们眼中演化为一个典型的中国父亲形象，为了延续香火的婚姻，老来有子的得意，对故土亲情的眷念，和海外求生的顽强。最耐人寻味的细节应该算衬衫领带，和泰坦尼克一起沉入大海的，是他对自我新身份的向往，犹如他在沉默中始终没能实现的命运。

方国民最终通过《泰坦尼克号》中的镜头完成了对父亲的认同，他当年在冰冷海水中的抗争和所获得的救助，救人者和自救者都是英雄，共同成为了自己生命和身份的起点。

方国民对父亲救命恩人一家登门致谢的举动，和摆放在高处隔着泰坦尼克模型并置的照片，承担了罗飞隐含在历史寻人中包容的价值表达。历史应当被正视，污名应当被清洗，对人类社会而言，不同的族群之间应该形成社会意义上的“公众”，哲学家杜威把它定义为不仅仅是个体的相加，而是一群为了公共利益能够集体行动的人。

因此，《六人》不是对泰坦尼克历史叙事的颠覆，而是寻找真相实现对历史叙事的修正。《六人》告诉我们历史上西方强权曾经的傲慢与偏见，当“中国人”从历史事件的旁观者变成亲历者，对过去的重新审视也影响着对当下现实的理解。遗憾的是，人类文明的巨轮并未驶离让泰坦尼克沉没的那片海域，所以影片结尾的提示显得尤为重要：多一个人知道真相，就多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