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德走了，病魔无情地将他的生命摁在了第78个年头，作为曾经当过他的副手与其共事多年的我，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在我的印象中，他从当摄影师到坐镇上影厂，给人的感觉总是精神抖擞、精力充沛，每天风风火火、冲冲杀杀，像被打过鸡血似的。谁也不信他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记得去年7月17日他动完手术，我和他的编剧老同学陆寿钧费了好大周折总算戴着口罩和他见了一面，聊了二三小时，当时感觉他的气色和状态都特别好，对战胜疾病信心满满，还一再表示出院后要抓紧把许多想干没干完的事画个句号。我想，过了这一关他的路还长着呢，他不会轻易地被打垮。正如他所说，退休后这几年，全身麻醉的手术他已经历了九次，声带、颈椎、腰椎，都留下了累累刀痕，他说这是为过去轻视身体还债。然而，这一次幸运之神没有眷顾他，经历化疗等医治手段后，他能咬牙挺住，但奇迹最终没有发生。那些日子，疫情无情地阻挡了我们，我们只能隔三差五通通电话，每次，他的声音、气息都在清晰地告诉我他正在渐渐地离我们远去，心里被油然而生的缕缕忧愁牵攀着。他走的那一天被定格在今年2月5日，噩耗不啻传来，令人惊讶。生命竟会如此脆弱！他带着疲乏和病痛，带着些许遗憾和不甘，依依不舍地走出了我们的视野，抛下的是遗憾、悲叹和思念。

论年龄，我与朱永德堪称伯仲，我比他小几岁，但讲资格，朱永德则是我的前辈，60年代初他从电影专科学校毕业后就进了上影，从影早于我十多年。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3年，我与朱永德一起在上影打拼多年，虽不是亲密无间，但彼此没有抵牾恩怨，没有红过脸，互相都能信任和容忍。他是一把手，绝对权威，出思路发指令，我呢，辅助左右，出出主意，做做具体工作，配合得还算默契。他是一个有性格的人，脾气倔强，思想活跃，很自信，有主见，行事泼辣，作风强势，有点马套辔头只管拉，强按牛头不饮水的味道。当摄影师那会儿，他百事爱管，是摄制组的大拿。坐镇上影后，他的性格拥有了纵横捭阖的更广阔的疆场，怎能不呼风唤雨？

他当厂长那些年，正逢电影界风雨满楼，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在孕育萌动。作为新中国重要电影基地的上影厂因为政府统购统销的脐带被一刀剪断，毫无准备地被一下子抛入市场大潮，不成熟的市场，不健全的机制，很快入不敷出，力不胜支，连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跌入低谷。大势所趋，改革势在必行。但怎么改？没有前车之辙，缺少政策支撑，又缺少丰厚的家底，想拽住自己头发爬坡，不可能！有人悲观地说，上影厂在计划经济的摇篮里躺了几十年，各种弊端积重难返，不改革吧等死，改革呢找死。然而，总有“不识时务者”会选择“找死”，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奋而抗争。在经济捉襟见肘、领导又没有具体要求的前提下，朱永德经过一番思考，“犟头倔脑”认准一条道，拉马抬枪，挥刀舞剑，对上影进行伤筋动骨的“手术”。他想建立理想的现代企业制度，调整组织架构，划小核算单位，落实经济责任；他改革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企盼打破“铁交椅”“大锅饭”，降低运营和管理成本；他改变制片形式，努力开拓与港台地区的合作拍片业务；他尝试建立市场运行机制，成立全国第一家制片厂为龙头的东方发行公司和全国第一条院线——东方院线；他完善车墩影视基地的拍摄功能，尝试开发旅游，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他关注数字技术的发展，率先成立专业公司，拍摄了全国第一部高科技电影《紧急迫降》；他甚至动用一切力量，剥离、整合所谓的优质资产，梦想开通上影上市之路——

那些年，他确实做了许多别的厂不想做、不愿做的事。应该承认，电影厂要转型改制必须经历这些方面的探索来寻求一条新路；但是在思想认识不统一、客观条件不完全具备的当时，尤其是员工的基本权利没有托底保证，一味急于求成，大刀阔斧，毕其功于一役，步子迈得太大，很容易伤害到员工的利益和尊严。尤其是作为核心竞争力的创作人员的收入断崖式地降低，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各种非议应声而起。

私下我们曾劝说他解决有些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应该分步设施。但老朱想一揽子攻克所有困难。用他的话来说，“长痛不如短痛”。即便是一些管理层面的事他也不放过。他烟瘾特大，居然提出办公楼严禁抽烟。他真的率先垂范，每次抽烟都跑到三楼专设的吸烟室。别人抽烟，只要被他逮着，格罚不论；他规定自行车必须停在指定停放点，违者，罚；他要求食堂必须到12点才能开饭，提前了，连分管领导都要挨罚；他还把集团下属所有部门原有的车辆、打字机、复印机统统集中到集团，由车队和新成立的商务中心，谁用都得记账结算——

大事小事，眉毛胡子，他都抓，需要多少精力和耐力？除了勤奋好事，自然还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是个急性子，每天各部门上报的文件或请示一大堆，他总能当日批阅，除了要与班子商量的基本不过夜。他是摄影师出身，但特别喜欢咬文嚼字，不仅对每份文件、请示逐字逐句进行修改，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更有意思的是，他的批复一条又一条，这般要求那般叮嘱，字数往往能超过原报告，他不仅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而且一点一点指导你怎么去做。难怪他每天眼泡虚肿、嗓子粗哑，浓茶不离口。

他每天熬夜，还希望别人和他一样为了工作也能熬更达旦。我有好多次深更半夜睡得正香，却被他的电话叫醒。他第一句话一定是“你睡啦？”这不是明知故问吗，都几点啦？我有点恼火。此时，他会带有歉意地说：“不好意思，有件急事想和你商量一下。”于是，星辉月光下，我俩就在我们居住的上影公寓门口的长板凳上聊开了，末了，操笔成文的事自然大多落在我的头上。回到家，睡意已去，我伏案冥思，匆匆然就把商定的方案的用文字都给体现出来了。这样的事多了，家里人有意见，当面给他提，他嘿嘿一笑：谁让他会写呢？

朱永德属马，生在羊年头上，却一身牛脾气。他这人是个炮筒子，有想法有意见，喜欢巷口扛木头，直来直去，当面开销，有时真让人下不了台。有一次，他关照发行公司的一位经理去上海展览中心办事，这位同志随口在电话里问了一声“展览中心在什么地方”？谁料他听了，光火了，扯着嗓子尅了这位同志。事后我俩聊起这件事，我说他不该发这样的火。他眼睛一闪，“上海人怎么可以连展览中心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那还搞什么发行？”这就是他的逻辑。他对领导也不会遮遮掩掩、唯唯诺诺，仗着自己是艺术家喜欢直来直去。搞发行体制改革时，在一些会议上他经常和中影的同志发生争辩，唇枪舌剑，面红耳赤，可是会议结束，双方又坐到同一张桌子上推杯换盏，谈笑风声。用他的话说，这叫“屁股指挥脑袋”，利益要争，友情不损，桥归桥路归路，人是人事是事。有一阵组建东方院线，我负责横向联系，他呢，负责组织片源，经常找局里找部里，横冲直撞，诉苦，告状，争吵，顶牛，摔乌纱帽，反正只要能拿到片子，怎么做都行。一次我和他一起参加广电总局会议，他发言时，竟然毫不客气地批评一位领导某件事没处理不公平，而这人平时和我们的关系不错，对上影也挺关照。我当时心里很纳闷，老朱干嘛呢？事后，那位领导很委屈地找到我，一脸委屈。我无奈，只能宽慰他，老朱就是这么个脾气，说了也就了了。果然，会后，这位领导和他碰上了，他像什么事没发生似的，说说笑笑。我想，这也是他的一种能耐。当然，他这种忍耐并非每个人都能欣赏或容忍，得罪的人也不少。

老朱敢说能做，在电影圈也是挂的上号的，加上他在电影厂厂长中年龄较长资格最老，有点大哥风范，于是被大伙推荐为“领军人物”，先后担任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电影著作权保护协会理事长。他这人“好动”，不会只挂个虚职，名片上多个头衔，而是真刀实枪地干。那几年，他呼吁开设中央电影频道，让数千部老片重映，细水长流为制片厂增加收入；他四处游说，争取几家大厂参与进口片发行，上影发行了《玩具总动员》等影片，获利数百万；他还积极要求中宣部、广电部为成立集团的制片厂配置电影频道；为打破中影独家垄断进口片发行的局面，他倡导组建由上影、北影、长影等制片、发行机构入股的华夏电影发行公司，上影每年都分得相当数量的红利——退休后，他还一星期隔一星期地去北京，为电影版权保护东奔西忙，总想干点名堂出来。我不止一次地劝他，这事难办，又没足够的经费，你歇歇吧，不要再去了。他哪听？最后我只好笑着对他说，你这么来来回回，那点经费差不多都给你用了。他看着我，半晌未说话。

说句实话，老朱爱干事，做过的事多着呢，要一一细说的话，一张报纸容纳不了。我作为见证人和参与者，内心佩服他。但对他的评价，不是清一色。他也不在乎，他说他就是这么个人，性格使然。他三岁失怙，作为一个贫寒之家的长子，生活的磨砺、社会的锤淬，铸就了他的性格和脾气。当然无情未必大丈夫。生活中，他也有亲和温顺的一面，他和年迈的岳父母、母亲住在一起，尊崇孝敬，关怀备至，他和爱人——上海著名电视主持人小辰两情长久，相敬如宾，数十年来，无论谁出差，对方必然去车站、机场接送，他视两个孙子为掌心至宝，疼爱有加，唯独同是摄影师的儿子很难享受到这份柔情，因为他曾是上影员工，是他的部下 。

有人曾经要我评价一下朱永德，我直言不讳，他自信，有时又有点自负，他有主见，往往又掺杂一些主观，他爱电影爱上影，把上影当作家，自然而然一不注意就把自己当家长了。他不是完人，他有缺点毛病，但至少他是一个有生活目标的人、一个想干事的人。也许，他的早早离去，是因为天国有好些事等着他去做呢。

老朱，一路走好！

朱永德同志1943年1月生，浙江海盐人。

1959年9月——1962年9月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摄影系学生；

1962年9月——1973年1月 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影助理；

1973年1月——1985年3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影；

1985年3月——1987年7月上海电影总公司摄影；

1987年7月——1989年4月上海电影制片厂第一创作室副主任；

1989年4月——1990年3月上海电影制片厂制片人、办公室主任；

1990年3月——1995年8月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1995年8月——1996年2月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

1996年2月——2001年4月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电影电视集团总经理；

2001年8月——2003年3月上海文广影视集团副总裁、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总裁；

2003年3月——2003年5月上海文广影视集团副总裁、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

2003年5月——2006年上海文广影视集团副总裁。

朱永德同志2006年4月光荣退休。

朱永德同志1974年开始作为摄影师，独立或合作拍摄的影片有:《难忘的战斗》、《新风歌》、《风浪》、《海之恋》、《小城春秋》、《咱们的牛百岁》、《牧马人》、《飞来的女婿》、《日出》、《高山下的花环》、《紫红色的皇冠》、《开天辟地》等，其中多部影片获政府奖及百花、金鸡、童牛等奖项。 曾担任的社会职务主要有: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知识产权学会理事，中国电影攝影师学会副会长，中国版权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理事长、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海外推广中心主任、中国制片人协会理事长、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理事长、上海国际电影副主席和第五届评委会主席,上海市第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2005年，被国家广电总局授予优秀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