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图书馆每个月都要安排老电影人和专家们轮流演讲中国经典电影套路,这一次我选择了讲老电影《大浪淘沙》。这部影片的确很老了,老到它是一部黑白影片,而它之前,中国电影就已经开始进入彩色年代。因为《大浪淘沙》刚好完成在1965年,而“文革”是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中国电影就已经全部采用彩色摄制了,开始摄制于1963年的《大浪淘沙》恰在黑白电影与彩色电影的过渡时期。
而不幸的是,《大浪淘沙》1965年出品之后,几乎还未上映,就被打入了冷宫,“文革”当中,“十七年”拍摄的影片几乎全部被封禁起来。之后是八个“样板戏”阶段。但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每一部打入冷宫的影片的罪名是不一样的。譬如《大浪淘沙》的罪名最重要的是两个,一个是“写知识分子”,一个是“歌颂陶铸”。而今天我要说的当然是《大浪淘沙》的优秀,第一点就是它“写知识分子”。
影片故事讲的是四个山东农村青年不能忍受社会的现实黑暗,因为各自的具体因由不约而同地逃出了老家。这是上个世纪的1921年代,大的背景是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取得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控制。
在政治领域,他们已经操纵起了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在蚕食瓜分中国之际拼命划分势力氛围;在经济领域,他们控制了主要的重要的国家资源:矿山、银行、交通、海关、外贸、军火等等。依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国内官僚资本势力和封建势力充当了国际资本集团的买办,而将层层剥削的压榨转移到了社会的底层,使得中国社会严重分化,底层暗无天日。
人民的苦难重重,青年人离乡背井四处寻找出路。正是在这种无望而绝望的社会情势中,发生了譬如影片《大浪淘沙》中四位男主人公逃出牢笼投奔光明的故事。这部影片的原著作者叫朱道南,他本人就是一位山东青年。
山东所以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焦点省份之一,因为它先是成为的德国的势力范围,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前,北洋政府已经秘密地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将山东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五四运动就是因为一战后日本提出割让山东主权给与日本而引发的。
这四位在原著朱道南的小说体回忆录中的青年分别叫公今寿、顾达明、杨如宽和余宏奎。在电影中,因公今寿被女生们喊作“老公”不好,影片把他的名字改成了“靳恭绶”。他就是一位因为反抗而被迫杀死地主老财逃出家乡的青年,四兄弟中排行老二。
老大是年龄最长的顾达明,实际上原型就是原著作者朱道南。老三杨如宽建议大家到济南报考了济南第一师范,在第一师范他们认识了共产党员赵锦章老师。不同的是,老四余宏奎因为逃婚而被他们半路救起,但在第一师范却跟上了国民党右派老师薛建白,这成为四兄弟最终思想上分道扬镳的起因。
《大浪淘沙》写的正是一代青年学生寻求出路的故事。有的从寻求个人的出路,最终投身到寻求国家民族的出路的征程里,有的如余宏奎寻找的始终是个人的荣华富贵,最终选择了已经成为中国权贵统治集团的国民党反动阶级。“青年知识分子”、“道路选择”、“思想探索”,这些正是《大浪淘沙》的关键词。
在改革开放以前,文艺界如果不直接歌颂工农兵和一些天生的革命者,不歌颂宏大的斗争且胜利场面,而选择几位转变中的知识分子,尤其还是小知识分子作为塑造的艺术形象,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当时的文艺作品所罕见的。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转变中的大时代,社会和人民的道路选择、方向选择,都必须首先依靠知识分子作为时代先锋,因为时代在迷惘的过程中最敏锐的探路者不可能是缺乏深刻认知的人群。只有深刻地辨识时代,深刻地探索前行,社会进步才会澄清乱象、披荆斩棘。
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群体,他们和大众结合而创造出革命的理论,而不是离开知识分子,革命自身涌现出理论,然后大众就起来成功推翻反动统治。
抹杀知识分子的先锋价值在于唤起民众,是有意抹杀革命时代无数知识分子及其成为党的领袖人物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实际上是重新禁锢起社会的思想,使中国重新成为封建专制的社会。
《大浪淘沙》的初衷自然不在这里,这部影片创作起于1963年,当时中国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缓过劲来,社会生气亟待恢复。珠影导演伊琳本身也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最早是解放后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南下到了广东。
1963年,伊琳想拍一部弘扬革命理想的影片,帮助国家提振民气,于是就选择了《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小说体回忆录。在当时表现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还有《青春之歌》和稍微隐晦的《早春二月》。这些电影在文革中无一不受到“批判”。
文革之前的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已经为严重的极左思潮笼罩着,被领袖错误发动的文革更是极左思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动乱时期。文革后,《大浪淘沙》等表现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电影才终于重见天日,这段历史教训决不能弃如敝履,而更不应该忘记成为深刻教训之“极左思潮”其给与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伤害。
这也许说明时代的探索正未有穷期。《大浪淘沙》以大革命时代为故事线索,四个年轻人的分道扬镳最终还导致走上了敌对的立场,说明中国社会的精神探索一定是非常严峻的、痛苦的,甚至是生死相搏的。
余宏奎卖身投靠“四·一二”之后露出狰狞面目的反动势力,出卖了老师赵锦章,最后被靳恭绶、顾达明处决,一切在大是大非面前都变得烟消云散,包括兄弟情、男女情、师生情。诚如文革中自杀的《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先生所说“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我很小的时候在家父的书柜里有幸已经读过《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对老三杨如宽说的“一窝生的鸟儿难得一路飞”印象特别深刻。长大后经历了很多事情,我才明白,知识分子的探索之路就是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之路。杨如宽的感叹和顾达明、靳恭绶决绝的觉悟无法同年而语,这也是道不同。
今天我们重新看《大浪淘沙》这部电影,万万不能将之当作一段小知识分子的前尘往事而观赏,它应该启悟我们,文艺作品应当是一部精神史,而精神史所记载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它的人生价值和世界意义的认知。在靳恭绶、顾达明那样的年代,这个认知不一定能够就很深入,伊琳、朱道南后来的表现也未必就一定十分准确。但是,通过对准知识分子包括小知识分子,通过在他们身上挖掘时代的探索而不一味表现精神残缺、追求物欲的人物形象,今天倒是很有意义的。
塑造知识分子的形象不是为着就是塑造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而是在精神史中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意义,反思曲折艰难的人类认知探索过程,警醒国家不要走回头路,无数革命先烈付诸生命热血换回来的中华民族振兴大业不要付诸东流。中国要走光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