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近年来，以《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等为代表的众多主旋律影片，以精深的主题表达、精湛的艺术表现、精良的技术制作，获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化探索”金爵论坛上，制片人梁静、导演李骏、导演尹力、编剧赵宁宇、导演郑大圣等不约而同地表示：主旋律电影其实就是主流电影，这些主旋律影片之所以越来越受年轻观众欢迎，正是因为其表现形式受到观众的喜爱。

主旋律电影就是主流电影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开天辟地》，到十余年前的《张思德》，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金刚川》编剧赵宁宇认为，中国主旋律电影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九十年代初涌现出一批优秀代表作，到电影产业化改革初期，主旋律影片升级，像《张思德》、《云水谣》、《铁人》等在叙事上、视听美学上、人物定位上和观众共情上，给了我们这代创作者很深的影响。到了当下阶段，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电影人投入到新主流电影创作中，各方面成绩都非常不错，我们也是在探索中前进。”

说到中国主旋律影片，不得不提的领军人物就是著名导演尹力，赵宁宇所提及的《张思德》、《云水谣》、《铁人》正是尹力的代表作。“大家更愿意管这个叫主流商业大片，它们不仅获得了好口碑，而且获得了市场的成功，有了更多年轻观众成为拥趸。”在尹力看来，这些优秀影片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让主旋律电影兼顾到了艺术属性、工业属性、科技属性、商业属性。

生于演艺世家，从演员到制片人、出品人、董事长，梁静先后参与制作《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和即将上映的《革命者》等主旋律影片。她认为，主旋律电影其实就是主流电影，因为它的价值观就代表了一种正能量，“在很多国家其实都有这样的电影，而且都相对在商业上非常成功，我们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探索。”

由李骏执导的灾难片《无限深度》将于年内上映，他同样认为主旋律就是符合主流价值观的电影，“我们这次拍的是一个平民英雄，讲述普通人在特殊的状况下迸发出的一种无比强大的能量和勇气。”

作为《1921》的联合导演，郑大圣也提到了黄建新导演在拍摄《1921》时和他说的话“与其说是主旋律电影，不如说是主流电影”，“我们所有电影工作者、创作者都有一个共识，基于电影规律本身，我们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主流电影。”

感动观众更为重要

随着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电影工业体系逐渐走向成熟。国产主旋律不但在内容上赢得观众认可，制作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李骏执导的《无限深度》就有1600多个特效镜头，但他依然坚持认为“观众之所以愿意走入影院，是因为共同的情感体验”。“我认为所有今天在电影院里进行的技术革新，不管是IMAX或者是CINITY，都是为了增强大家在影院里共同去感受这个凝聚力。”

尹力导演对梁静、李骏谈到的“共情”深有感触，他真诚希望创作者在掌握了高科技的今天，能够让创作回归“本心”。“不管科技如何进步，不变的是艺术家在电影中能够把最普通人的情感调动起来，从而跟观众达到共情互动的艺术效果。”正是因此，“所以电影永远让我们被吸引，永远让我们自己能够感动，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创作感动更多的普通人和广大观众。”尹力说。

郑大圣导演亲历了从胶片时代到数字化时代的技术革新，但在拍摄《1921》时，黄建新导演仍不停地告诫他说：“大圣，不要被最新的、最炫的技术诱惑，为技术去设计场面或者镜头。”每当在监视器前看到演员们生动的面孔时，黄建新会经常说：“你看，这是任何高科技达不到的，这才是高科技。”郑大圣由衷地表示，“这种真正内心深处火花的迸现，是任何高新科技达不到的。只有在塑造人物、传递人物内心世界时，高新技术才能为一部影片加分。”

小人物成就大时代

《1921》回到百年前的历史现场，全景式再现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先辈少年时；《我和我的祖国》用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折射整个大时代的变化；《金刚川》展现了炮火下小人物的群像力量……纵观近年来主旋律电影的叙事方式，越来越多的影片将大时代背景和小人物的经历有机结合。

“回到历史现场，他们就是一个个普通人。只有回到人物本身，我们才有可能更准确地去体会他们的所思所想。”郑大圣表示，“包括他们之间激烈的抗辩，理论的交锋，所有这些都应该回归到他的本色，他们那时候还远未成熟，还远不是伟人，就是年轻的普通人。比如我们在上海档案馆的警务日志和东京警视厅档案馆找到了共产国际代表被追踪、警视厅可能提前知悉了‘一大’召开时间地点等珍贵资料。”

赵宁宇也认为要挖掘普通人的故事，“除了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之外，普通的战士、学生、工人、农民等，实际上有巨大挖掘价值，可能是未来的突破口。”

尹力特别以《张思德》、《铁人》为例来强调小人物的重要，“为张思德立传，就是为最普通的人作传。这样的人构成了我们事业的基础，千千万万讷于言敏于行的小战士，构成了革命事业的基础。”他表示，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的特质，但是在普通人身上表现出来跟普通人不一样的就是不俗。“即便那个最困难的年代，像王进喜这样的人，老婆孩子热炕头也是人生最标准的期盼。恰恰就是这样不俗的人，构成了鲁迅先生说的中国的脊梁。”

李骏的《无限深度》也将镜头对准了小人物，“每个时期的观众都愿意看英雄人物，英雄主义是不灭的。电影里虽然是普通人，但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有强大的能量，有救援的能力，有奉献的精神。”

梁静参与的《我和我的祖国》也是从写著名的大人物变成聚焦小人物，“要让大家感受到这个时代是一个个小人物带动起来的，任何一个大人物都是从小人物成长起来的。”《革命者》讲述了李大钊追寻正确革命道路的历程，监制管虎，带着徐展雄导演、编剧团队一起通过不同阶层、不同职务、不同社会角色的八个角度，来还原李大钊在他们心中的样子。

“这就将李大钊慢慢呈现在人们面前，让大家知道他如何坚定信念，并带动同样有信念、有热血的青年完成了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关注到小人物的力量？就是因为这个时代是每一个小人物建立起来的。”梁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