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比”是源于数学学科中的一个通用名词概念，类比思维，顾名思义就是通过两个或两类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特征的事物之间的对比，从某一类事物已知特征或结论去推测另一事物存在的相应特征，此种思维方式的应用可以同类使问题得以整合。笔者将其用于电影分析，并且进行二级分类，即“正向”类比与“反向”类比；“正向”类比指通过两种具有相似特征的事物分析其所代表的共同价值观；“反向”类比则是通过剖析具有相反性质的事物归纳出其横向变化与纵向变化。

一、儒学传承：民族形象之凝练

儒家思想可以称之为中国传统思想之最，从西周春秋之始至今，从孔孟之道、北宋理学到阳明心学，传统儒学观念对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早已融入华夏民族的骨血中，成为一种抽象化的、被普遍认可的民族人格。《叶问4》所传达的武学思想和对外理念正是中华儒家思想的核心，叶问这个人物无时无刻不透露出一股“神性”光辉，其来源正是儒家式君子对精神品质的高尚追求。

儒学观念在对外方面始终秉持多方交流的积极态度，这与《叶问4》所传达出的对外理念相吻合。影片通过叶问与华人武馆众位师傅、空手道高手的“反向”类比，叶问与其徒弟徒孙、美国上级指挥官的“正向”类比揭示兼容并蓄、积极开放的对外思想。

作为一部优秀的传统武术动作片，《叶问4》中有多场打斗情节，袁和平设计的武术动作不仅具有实操性也不乏美学性，这些场景大多通过激烈快速的动作变化呈现在不断转换的镜头中，唯有开头的一个武斗情节以静态镜头呈现出中国内功的较量过程。初到美国的叶问首先面对的并非外国人的刁难，反而被同胞的成见所束缚，一场“鸿门宴”在唐人街的圆桌上开始，叶问所面对的不仅是中华协会会长万师傅的威逼利诱，更是中国传统小农思想的封闭性对抗。两位武学宗师分坐于圆桌两端，象征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对外思想——叶问面含微笑地表示徒弟向外国人教授中国武术的做法并无不妥，反倒有利于让美国人了解中华武术的优势，他代表着积极面向外部世界，授人以渔且完善自我的儒家理念；而万师傅与圆桌上的其他师傅则由于在异乡受到的歧视选择封闭自我，拒绝接受新思想亦拒绝向美国人传授中华武学奥秘，他们的身上残留着封建帝国根深蒂固的小农劣根性。

导演在使用“反向”类比模式的同时，也对“正向”类比进行了精妙布局，从而使两者形成一个精密巧妙的结构体系。与叶问形成“正向”类比关系的是影片中的三个人物，即李小龙、赫文和美国指挥官。从故事情节本身出发，李小龙才是最直接、最明显的推崇兼容并蓄思想的角色，因为争端的源头正是李小龙那一本中华武术指导书籍。而在李小龙之前的是叶问这一代具有开明思想的传统中国人，在李小龙之后的则是华人军官赫文，他对将中华武术融入美式军队的热忱明显具有兼容并蓄的思想特征。另外一位仅仅只有几个镜头的海军陆战队最高指挥官同样与叶问形成了横向的、不同国别的、“正向”的类比关系——他对各类武术保持客观看法，摒弃极端民粹主义，派遣赫文前往唐人街调查中华武术是否对美国海军陆战队具有借鉴性。

二、儒学超越：父亲形象之嬗变

儒家思想顺应中国传统中以家庭、家族为本位的国情，它的根在家，而家的根则在父亲。一味强调父亲权威的思想必然导致过犹不及的负面效果，这是《叶问4》试图探讨的问题，同时也通过老年叶问的改变影射了儒家思想中“父亲”形象的逐渐变化。

（一）“正向”类比

影片开端大多镜头涉及叶问与叶正两父子的日常相处情境，与前几部不同的是，这一部的家庭生活由于缺少女性角色的调和而从温馨融洽走向剑拔弩张。进入青春期的叶正喜欢武术却不得不在学校念书，面对同学的挑衅还手却遭到父亲斥责和学校劝退；身患头颈癌的叶问急切想为儿子打造一个光明稳定的未来，因此用父亲权威压制儿子的自我意愿。不同身份的两人从不同角度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由于缺乏必要交流，难免产生偏差，于是冲突在叶问离开中国的前一夜爆发，一个巴掌落在叶正的脸上，此处情节是儒家式的父亲形象的集中体现。在大洋彼岸，另一对中国父女面对同样的交流困境——万师傅对女儿的要求是勤练太极拳，但活泼好动的女孩显然将拉拉舞视作理想。叶氏父子与万氏父女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重复式的“正向”类比，类比前期着重体现的是父亲的权威，后期则将重点转移到叶问对万氏父女的客观观照上，从而牵扯出“父亲”形象的改变。

叶与万形成了典型的镜像关系，镜像理论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早期理论的核心和起点，他认为人类自我意识的确立，总是借助于他者,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被建构的，自我即他者。从万的“他者”形象中，叶问清晰地看到了来美国之前的、面对儿子叶正的强势“自我”。

影片中有多处细节暗示叶问将自己与儿子的关系折射到了万师傅与其女儿身上，例如他多次若有所思地问女孩：“你父亲不知道你在学校里被欺负吗？”，后面更是面带微笑地鼓励她：“做你喜欢的事，你父亲会支持。”这些言语看似是作为一个忘年交对朋友的慰藉，实际上隐含着叶问作为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反思。

（二）“反向”类比

叶与万的“正向”类比极其明显且几乎贯穿影片全过程，父亲形象的“反向”类比则较为隐晦，这主要由于另一位美国父亲的出现镜头极少，但仍旧给观众带来了中西文化观念差异造成的强烈冲击。

中国儒家讲究以德报怨，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父亲强制灌输给下一代，但在20世纪的世界社会背景之下，这种忍让式的人际交往准则显然无法安身立命，尤其是对于鲁莽冲动的青少年而言，更是如此。相比于叶与万面对孩子在学校与同学发生冲突时表现出的“无动于衷”，美国家长对自己孩子的信任完全是另一种极端。两极化差异产生的原因是中西文化理念的迥然不同——中国儒家理念讲究一个“仁”字，推演来可以说是“忍”，但西方文化却具有极强的主动性，甚至可以说是侵略性。女儿安全受到极大威胁，自然更是不能忽视，这便是美国父亲将孩子间的争端上升到美军方与中华总会之间矛盾的主要原因。

从民族主义、理性主义等多个角度分析，我们都能看出导演对美国父亲的做法持批判态度，但作为一个类比对象来看，这位美国父亲形象实际在无意间促进了叶问和万师傅的自我反思。

《叶问4》的终结是一代武学宗师生命的尽头，同时也意味着他的成长被一场疾病划上句号，但影片贯穿始终的主题却历久弥新——对家人的尊重，对对手的尊重，对不同国家民族的平凡生命的尊重。

（秦海心，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研究方向：影视艺术创作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