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革命者》是管虎最新一部电影作品。作为监制，谈及《革命者》与其他历史题材、传记题材电影的区别，管虎认为每部电影创作之初并不会做横向的比较，但是会跟自己做纵向的比较。在2021年做一部94年前的人物传记电影，如何通过电影和今天的90后、00后观众交流，要用什么样的电影语言和表现手段，这些都是创作过程中要攻克的难题。考虑到传统叙事可能远远满足不了现在观众的需求，《革命者》尝试采用多视角、多侧面的叙事方式还原了一个生动的李大钊。在管虎看来，还原李大钊“将生命挥洒于理想的浪漫”是电影的追求，也是电影创作的原动力。

《中国电影报》：《革命者》创作前做了哪些筹备工作？

管虎：李大钊先生的资料记载不是很多，但后人关于他的描述很多，各个角度我们都会找来看，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中国电影报》：如何通过一种文人的爱国情怀实现和今天的观众共鸣？

管虎：电影中，李大钊先生的动作戏很少，基本都是写、读、说，对电影来这讲确实是一个挺困难的事。怎么把这个人物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除了研读他所有的资料以外，还有一个核心就是把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塑造一个可信服的人。

《中国电影报》：李大钊身上的浪漫感和诗人气质是如何体现的？

管虎：李大钊身上一定是有诗人气质的，电影如果拍得太实，就会削弱这种气质。所以在跟剧组各部门沟通的时候，我会特别强调意境的呈现，所谓的浪漫我认为就是营造一种意境，在这种意境当中，呈现人物的人格魅力，有一种将生命挥洒于理想当中的浪漫主义。做这个项目我们骨子里是很钦佩李大钊先生的，这种浪漫主义也是我们钦佩的原动力。

《中国电影报》：张颂文的表演有哪些特点？

管虎：张颂文骨子里有一种劲、一种气质，是能出重拳、能打动人的。生活中可能不会，你得需要长时间去了解，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神似比形似要重要一些。

《中国电影报》：电影创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管虎：技术上的困难主要是火车，火车是很难实现的，那个年代的火车现在只有东北一个地方还有，但是我们也不能频繁转场。于是美术部门做了一辆火车，火车做得跟机械的一模一样，是人力驱动的，当时经过了无数次的讨论，最后决定不转景，自己做。

《中国电影报》：今年是建党100周年，电影工作者用电影创作的方式庆祝建党百年，相较其他文艺形式有什么自己的特色？

管虎：电影的好处在于走近，它可以很近、能够感同身受，能够闻到那个年代的味道，抚摸那个年代的肌肤，所以我们才会痴迷于电影的这种魅力。真的进去了、感受到了，你会觉得100年来一路走来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