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北大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这是拍摄电影《革命者》之前，导演徐展雄对李大钊的基本印象。今天回忆电影《革命者》的拍摄，导演徐展雄说那是一个矛盾、兴奋又有些畏惧的过程。

决定拍摄之初，徐展雄重走了李大钊在北京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从老北大到景山，他尝试感受李大钊在北京生活的时代，也感受100年之后的中国发生的变化。

历史题材创作不容易，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接近人物，还原人物。创作之初，徐展雄给自己提了一连串的问题：李大钊是谁？李大钊是什么性格？如果他出现在我面前，他应该长什么样？他内心有困惑吗？有脆弱吗？

带着这些问题，导演徐展雄逐步接近李大钊，打破传统线性叙事、在118分钟的电影中，以多人物、多视角的方式还原了这个用“嘴皮子、笔杆子”改变世界的人。

《中国电影报》：创作之初，做了哪些前期准备工作？

徐展雄：拿到剧本之后，我读了非常多的李大钊传记，包括很多人对他的回忆。因为我们选择做一个多视角的电影，因此还查阅了毛泽东、陈独秀、蒋介石等历史人物的传记，以及大量当时的历史资料，全方位地接近人物。

《中国电影报》：创作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徐展雄：对一个创作者、导演来说，历史题材创作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接近人物。李大钊是谁？我永远在问这个问题，李大钊是什么样的性格？如果他出现在我面前，他应该长成什么样，他的说话的方式，他内心有困惑吗？他有所脆弱吗？他到底追求什么？追求的路上是否有过挫折，是否有过伤心？是否有过不想继续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困难，相对于其他制作层面遇到的问题，这是一个终极问题。

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李大钊是一个象征，他是革命的先行者，革命的先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了解多少呢？在你的印象中，李大钊先生永远是个长者，他有大胡子，他知识很渊博，他是毛泽东的老师……印象中这个人应该是50多岁的人吧，但其实他很年轻，他真正的黄金10年就是我们现在影片中所呈现28岁到38岁这10年，他为中国做的所有事情基本都在这10年。

《中国电影报》：电影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叙事方式？

徐展雄：《革命者》试图通过多视角来还原李大钊的一生，传统的传记片通常会采取线性叙事，一个人物从小讲到大，我们这次尝试打破这样一个常规的叙事的逻辑，通过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李大钊之间的交集，来展现李大钊这个人物不同的侧面。

《中国电影报》：跟张颂文沟通这个角色的过程？

徐展雄：第一次见张颂文老师，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展雄啊，我一定会把李大钊演成一个人”！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和颂文老师一直是同步的。我们希望银幕上呈现的李大钊首先是一个人，而不是某种超越人的存在。

《中国电影报》：阿成、庆子这些虚构的人物，在故事中承担什么作用？

徐展雄：阿成和庆子是两个我们提炼出来的典型角色，就是想塑造一个在李大钊的感染下，从一个无知的小孩成长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草根人物，想通过他们的视角去看李大钊。

《中国电影报》：能否用几个关键词概括《革命者》的主题？

徐展雄：首先是信念，李大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曾经彷徨、挫折、犹豫，但他用他的信念去感化身边的同志，感化了他下一代的革命者。第二是热血，这是一个关于牺牲的故事，李大钊用自己的鲜血，革命烈士用自己的鲜血去换取民族、国家更好的未来。最后我觉得是青春，那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黄金年代，正因为年轻他们才有理想，才有热血，他们勇于奋斗，他们不怕跌倒。我想通过这部电影跟观众来说，不要忘记过去，这是革命的意义。

这是一部需要共情的影片，一部需要坐在影院里发生情感激撞的电影。它能让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国观众，在坐进影院的那一刻，共情共振、在同一个旋律上发生同样的颤抖。

《中国电影报》：您如何理解李大钊主动选择牺牲？

徐展雄：他首先是个文人，手无寸铁的文人。他主动选择了自己的牺牲，就史实层面而言，当时有很多人要营救李大钊，是可以把他救出去的，但他选择不走。他选择直面人生，直面鲜血，直面死亡，就像谭嗣同一样，没有一场革命不是用鲜血换来的，如果鲜血能够换来革命的胜利，就慷慨赴死，这就是李大钊的，我觉得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