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电影《1921》在北京大学举办杀青后首场落地活动。在极具青春朝气的大学校园里，导演黄建新、郑大圣同北大学子交流了100年前中国最具先进思想和激越情感的青年人的故事。郑大圣说，《1921》是一部重大历史题材电影，也是一部拍给今天的青年人看的电影。

郑大圣是上海人，与很多上海小学生一样，记忆中他曾无数次到一大会址参观。听他讲《1921》的创作过程，就像跟着一位老师傅，在百年党史和百年电影史交织的上海街巷中穿行。

 一大会址

——树德里16号

时间回到2019年秋天，郑大圣应导演黄建新的邀约加入电影《1921》的创作，黄建新和郑大圣有师生之谊，用上海的眼光拍上海，郑大圣称“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

彼时剧本还在进行中，之后又经历了无数次的修改调整，“那是一种锱铢必较的修订，历史事件的选择、人物的精神特质、语言动作的拿捏……”郑大圣说。

为了准确的还原历史，剧组1：1重建了一大会址、二大会址、博文女校、《新青年》编辑部、外国语学校等上海老建筑，在郑大圣看来，对史实细节的精益求精是还原历史现场的前提。

中共一大会址原楼建于民国九年（1920年）夏秋间，属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一部分，是上海典型石库门式样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镶嵌白色粉线，门楣有矾红色雕花，黑漆大门上配有铜环，门框围以米黄色石条，门楣上部有拱形堆塑花饰……1921年7月23日至7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在这里举行。

“黄建新导演在片场反复重申，‘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所以为了尽可能去再现和还原历史‘现场’，我们一寸一寸地用尺子量，复刻搭建了包括各种历史原址的石库门建筑群落，甚至连后弄堂‘弹硌路’的石砖都是手工铺就，从而实现自然的错落起伏。”郑大圣说。

郑大圣特别提及了片中略小一号的砖。“美术置景真材实料，特别调用了一批有成色的老砖做墙面。”郑大圣说，“一大原址1920年落成，到1921年不新不旧，成色的拿捏很微妙，一样的清水灰砖石库门、红色腰线，但是要考虑1920年代的烧窑工艺，砖比后来略小一号，我们也专门按照当时的比例制砖。”

墙砖的尺寸因为烧窑工艺偏小这样的细节还原，在大银幕上有多大程度的呈现？观众是否能注意到？面对记者的追问，郑大圣直言在细节上用工的点点滴滴都会给观众一种整体感知，“这种不同是必须做的，我不认为观众一定要去辨认，更不会引导辨认，我更希望观众看戏，这是艺术上的要求，不一定辨认但一定有感觉。”

公共道路

——萨坡赛路（淡水路）

历史没有偶然，这也是《1921》作为一部历史题材作品最吸引郑大圣的地方。从淡水路上擒获的携手雷者，日本警视厅的电文，到忽然闯入一大会场的法租界巡捕，郑大圣这样总结他不断接近历史现场后的感触。

1921年6月底的一周，中央巡捕房的便衣巡捕在公共道路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上例行巡逻时，拦下两个操北方口音、形迹可疑的人，接着从他们身上搜出两颗手雷。带回巡捕房后两人交代北京政府许诺，如能将这两颗手雷扔到共产党开会的地方，就给他们一万大洋。

通过日本协拍制片，剧组在日本警视厅查到了当年从上海发回的一封电文，郑大圣向记者一字一句地复述了完整电文：

大正十年（1921）6月29日，上海密探发回总部亚细亚局第一课，编号995号，题目支那共产党同党大会召开，次日（6月30日）贝勒路，代表来源地，上海、北京、武昌、长沙、济南、广州……

“这封电报，有日期、有路名，有代表所在城市，太精准了！基本都提到了，看到这封电报我背后发凉，6月29日说明天开会，实际是7月23日开会，其实最早筹备是6月底开会，但因为路途远近不同，广州代表7月22日才到沪。”郑大圣说。

据介绍，共产国际代表来沪途中，整个越洋航程被跟踪监控，来自东京的密探已经在上海布控，旅日共产党组织中国留学生也早就在警视厅的监视中，北洋军阀试图破坏开会……所有这些历史细节，给了《1921》展开艺术想象的空间。

来自国内外的危险和压力，有实实在在的史料支持，为《1921》的类型化叙事提供了扎实的材料和基础，并最终形成了三条平行推进的线索：欧洲反共势力对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监视；日本警方对来沪日本共产党员的追踪；国内来自五湖四海、背景迥异的代表汇聚上海参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社联所在地

——树德里104号

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不速之客从弄堂进来直接推后门闯入会场，他借口寻找社联的王主席，一番打量后匆忙离去。会议随即终止、代表转移。

“一大开会在树德里106号，隔壁的104号当时有个注册的组织叫社会各界联合会，简称社联。”郑大圣说，当时上海的路灯没普及，路灯沿街在前门，后巷弄堂晚上很暗。“我们小时候都有这样的经验，空间狭小，弄堂里桌子、柜子环绕，陌生人不熟悉发生碰撞或是敲错一个门是很正常的事情。”

100年前上海夜晚后巷的一次突然闯入，《1921》做了怎样的还原和拿捏？

“密探进门后的动作，目光的轨迹，知不知情……”这些都是创作要考虑的，郑大圣还补充了当时社会团体的注册情况：法租界巡捕房8月将实行新规，所有注册登记的社会政治团体、5人以上要先向巡捕房报备，因此需要预先要向登记在案的社会团体通知，这也是密探敲门的来历。

“拍这场戏的时候，黄建新导演一直在琢磨，如何用镜头的方位、角度诠释这电光火石的一眼，表演细化到进门后先看谁？谁先看到谁？……”郑大圣说。

《1921》规划的拍摄周期是90天，实际拍摄周期也是90天。虽然涉及百余名演员的复杂调度，多个场景档期的协调，但是整个拍摄过程非常顺利。

“这部电影只能在盛夏拍，黄建新导演太有经验了，不徐不疾，剧组保持一种很健康的节奏工作，这是老师傅，只有老师傅才做得到！”郑大圣说。

上海英美烟厂

1921年7月，英美烟厂老厂因反对洋监工克扣工资和殴辱，机车间一百多名工人于20日举行罢工。此时，中共一大正在上海召开，得知英美烟厂罢工消息后，上海发起组立即派共产党员李启汉前往领导。经过三周不懈斗争，厂方接受了罢工工人提出的七项条件，罢工取得胜利。

烟草大罢工作为《1921》中最具声势的大场面群戏，核心要义是拍出罢工工人的“精气神”！这场千人群戏，单单一个镜头剧组就整整拍了一天，“拍戏要拍好多条，每一条都要饱满，有一个人欠一点都没法用。”郑大圣说，“上午开拍一会儿演员就嗓子哑了，这是真实的生理迸发，不能有技巧，一偷巧就假了。”

李达、王会悟家后弄堂

1920年夏，李达在陈独秀的带领及邀请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正是在转移会场的关键时刻，提出到嘉兴南湖继续召开会议的建议人。毛泽东主席曾盛赞夫妇俩：“你们是真正的人。”

《1921》中有一场毛泽东到李达家吃饭的戏，黄建新、郑大圣两位导演充分沟通之后，决定将这场吃饭的戏安排在李达家的后弄堂。

在郑大圣看来，再现100年前远东大都市的人情世态是一件又挑战有充满乐趣的功课。上海的7、8月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寻常的弄堂人家生活起居更多发生在后弄堂，将这场戏安排在李达家的后弄堂，既生动又能准确地传达知识分子朴素、至交的人物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