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青年演员王俊凯和刘昊然饰演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和刘仁静，我突然意识到一个数字：28，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是28岁。一群20多岁的小伙子，那是一个多么鲜嫩，多么生机勃勃的生命阶段！而我们对一大代表的想象是建立在对党百年历史认识经验之上的，我们在一百年来经过无数次熏陶、洗礼之后，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年轻的一大代表与久经风雨、赴汤蹈火、前赴后继、成熟坚定、经验丰富、高瞻远瞩叠印在一起，我们常常以当下的经验想象历史，以史论的规则想象历史，以话语的定势想象历史，忽略了一百年前的一大代表中的大多数像1997年出生的刘昊然和1999年出生的王俊凯这般年纪。

党史对1921年的建党叙述必然是概括的、精炼的、抽象的，这种概括常常让人含混地感觉到历史叙述中的人物是老练且经验丰富的，从而忘记了他们生命的年轻，青春的似火。我问黄建新，你是要在《1921》里重新发现一大代表的年轻生命吗？黄建新回答：他们本来就是那样！于是我们在《1921》中首先看到了一大代表本来就具有的生命激情和灵魂激荡，这是对一大代表的生命还原：黄轩扮演的李达看到从楼梯上走下来的美丽“女神”王会悟（倪妮饰演）两眼放光；杨开慧（周也饰演）在送别毛泽东（王仁君饰演）时喊着“润之哥”，在阴雨绵绵中的四目相对是那样的依依不舍；邓恩铭他们在宿舍里兴奋地高声谈论五四运动火烧曹公馆的勇敢壮举，谈累了就倒在床上呼呼大睡，此时，缓缓移动的长摇横移镜头里出现桌上大盆的面条被吃得见底，上床下床的年轻生命以各种姿态在酣睡……我在农村插队劳动时，农民们用“吃不饱的肚子，睡不够的觉”形容我们知识青年的生命状态，编导就是在这样还原年轻的生命，明天这些小青年们还要去上海大世界看哈哈镜呢！

然而，编导所要还原的不仅是物质生命的年轻，更是他们的精神生命的年轻。导演黄建新说：“他们眼神很纯粹，具有一致性的纯粹。在拍摄《1921》的时候，我们决定选角一定要看到这张脸，就是这张脸上的纯粹。片中五四运动有场戏原本是安排由群众演员来完成，但试拍后发现总少了点什么，他们缺乏学生眼神中的‘一致性’（《齐鲁晚报》2021年6月15日）。”

于是编导精心选择了青年师生脸上才有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纯粹：李大钊（李晨饰演）带着大群学生迎接陈独秀出狱时具有这种纯粹；陈独秀（陈坤饰演）与毛泽东讨论《新青年》时具有这种纯粹；毛泽东与何叔衡（张颂文饰演）在湖南讨论农民运动时具有这种纯粹；李达在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送到印刷厂，强调把稿中的“百姓”一词改成“人民”时具有这种纯粹；一大代表在会前辩论党的纲领时具有这种纯粹；在会议结束之际，不约而同地接句朗诵《共产党宣言》时正是这种纯粹。这个时候，他们每个人的眼神里放射的是精神之光。这是编导对一大代表精神生命的历史还原，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对一大代表心灵的真诚触摸（新媒体《看看新闻》2021年6月20日）。

正是这种精神生命的纯粹，一百年前的共产党人才不屈从于当时传统结构强加给青年学人的既定思维定势，为了破碎的山河和苦劳的大众，他们迫切寻找真理、勇敢追求真理、真诚认识真理、自由辩论真理。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必须展开武装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刘仁静说农民运动是陈胜吴广，怎么能算无产阶级革命？！在寻找真理的过程，青年探索者们在争吵、在辩论，导演黄建新和郑大圣甚至用一个长镜头表现了那种犀利交锋的认真。我们久已没有看到这种表达观点的直率和辩论真理的真诚。

对精神生命的还原还表现在对情感生命的还原。黄轩扮演的李达对爱妻讲述火烧日货的情感经历：当自己划亮火柴企图点燃日货时，发现火柴也是日本造的，痛彻心扉的悲哀使他泪流如注，此时此刻，倪妮饰演的王会悟也抱着丈夫的胳膊流泪。共同的精神境界使得这对夫妇的情感建立在同一泪点之上，这种志同道合的心心相印才使得他俩为了同样的精神归宿愿意赴汤蹈火。黄建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部影片的核心是人，“每一个人都是无限丰富的。生命的过程是个最有意思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魅力是理论无法替代的（齐鲁晚报新媒体2021年6月15日）。”

精神生命的内在支柱是信仰，影片向我们呈现了一大之后共产党人的壮烈牺牲：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惨遭反动军阀绞杀，李汉俊1927年12月17日慷慨就义，邓恩铭1931年4月5日笑对刑场，杨开慧1930年11月14日在敌人的枪口前宁死不屈，何叔衡1935年2月24日在突围中壮烈跳崖，陈谭秋1943年9月27日被秘密杀害……在《1921》中，信仰的表现不只是语言，更多的是热血！

为了凸显影片中的历史真实，《1921》还强力还原一大的真实环境：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一百年前上海的城市风貌和生活场景；编导不仅在上海市区街道的许多历史建筑群中实地取景，还在车墩影视基地专门建造复刻了中共一大建筑群，包括渔阳里2号、望志路106号、博文女校、辅德里625号等建筑。

不仅建筑真实，道具也如是，印刷《共产党宣言》的那台印刷机，也是当年从上海废品厂收来的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老古董”。这些建筑群和道具给编导拍摄提供了极大的真实感和自由度，环境的真实，使得演员的入戏更加自然，体验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更加真切。

黄建新和郑大圣都是艺术电影创作的著名探索者，但面对党史话语体系规定的应有逻辑和叙述走向，建党题材能不能创新、怎样创新，这是一个新的挑战。黄建新认为，应该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不管什么题材，都应有对原有程式套路的创新和对自己过去作品的突破。黄建新参与导演的《建党大业》写了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跌宕起伏，《1921》则是一大代表的心灵触摸和意识重现，从而还原当时共产党人的精神生命！

除此之外，还在时空表现和叙事方式上探索新路，编导打破时空的顺时序线性限制，设置了五四运动、建党、大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和当下等多个时空，让叙事思路和人物情感在多个时空中来回穿越，这种奇特的时空安排，不仅吻合90后、00后观众的想象力和穿越时空观，而且表达了一百年前的青年共产党人为了劳苦大众栉风沐雨、抛头洒血、走向光明的成长史，这是编导以激荡的脑力与观众进行着思维的互动……

在中国电影工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建党题材影片必须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为了牢牢抓住当下青少年的观赏注意力，编导采用了谍战片的类型叙述方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出发就被间谍机关监视，途径荷兰、香港直到上海，始终被特务跟踪，跟踪和反跟踪成为吸引观众视点的重要元素，秘密跟随马林的租界密探一直跟到一大会址后冲破暗哨王会悟的阻拦径直闯入会场，这一动作戏成为全片最揪心捏肺的紧张点。与会代表意识到已经暴露，旋即飞奔下楼转移到嘉兴南湖，让前来抓捕的租界警队完全扑空，这一经典的谍战片情节竟然是历史场景的真实再现。

对于电影美学，黄建新有自己的认知，他认为电影也是作者根据真实组合的现实，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就是指大事要绝对真实并且准确，小事则可根据创作的情感的逻辑放开创作。于是在片中我们看到影片中李达在桌前奋笔一夜，完成了党纲的编辑修改后，爬出阁楼的小窗，登上屋顶，伸开双臂高声呼喊，拥抱早霞，拥抱东升的旭日！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