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砥砺信仰，岁月见证初心。百年前，一群革命先辈胸怀千秋伟业，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矢志改变中国的面貌，用鲜血、汗水、泪水、勇气、智慧、力量写就辉煌。

而今，建党百年之际，导演黄建新怀着无限敬意，携新作《1921》进一步解读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沧桑中的勇气和担当。对于党的激荡百年史，黄建新始终带着一种求索的心态，力图通过电影的镜头语言，揭开这一百年大党的成功密码，“百年前的中国，为什么一个仅有50多人的政党，只用了28年的时间就建立了新中国？这就是我们想拍这个戏的原因”。

在电影产业迅速升级、电影市场不断扩容的今天，主旋律电影开始成为大银幕上的重要力量。如何让极具教育意义的史实，贴近当下的观众，是所有主旋律电影创作团队面对的考验和现实之问。

唯有真实，才能有更强的代入感。

银幕的背后，是无数人“求真务实”的艰苦努力。在电影开拍之前，主创团队的搜集史料、勘景足迹更是遍布上海、全国甚至海外。为了重现20世纪20年代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城市文化风貌，剧组在街景中安装了上万个灯泡，重现“夜上海”繁华景象。剧组按照1:1的比例搭建了党的“一大”会址、“二大”会址以及博文女校等建筑群，打造“艺术的真实”。而这一切就是为了以考古之“匠心”，创作一部“留得住的作品”。

◎ 尊重历史，打造细节真实

《中国电影报》：现在站在建党百年节点上，在讲《1921》的故事的时候，您的思路与拍《建党伟业》时有什么变化？有一些什么新的东西？

黄建新：《建党伟业》是拍历史，《1921》是拍人的，我们可能会记住在《1921》里，李达夫妇很恩爱、王会悟很美，她靠在李达的肩头，这个时候会让人感动。这样的电影人物除了他的理想之外，还有生命的附着——可能多年后我们会记住这个镜头，会记住毛泽东在跑步的镜头……这样的镜头配合音乐从而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不依赖复杂理论的前提下，让观众记住生命的过程。

在那场戏里，我告诉毛泽东的扮演者王仁君，我问他你跑步好不好看？他说还行，我说你练一练，你跑得好，就能把电影角色彼时彼地想要传达的意思表达出来，跑得不好，这层意思就不存在了。我告诉王仁君，你得跑出那个劲儿，他伴随音乐的旋律一直练习，最终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觉效果。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一些象征的、艺术的手法去表现毛泽东勇敢地跑步，剥离实际的场景、表现奔跑的动作。通过这些手法，我们不仅在电影里讲述道理、讲述历史，还能去呈现一些真正的电影形态。

“一大”的十三个代表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有的为了国家的理想背离了自己的理想。所以人类的精神理想是真的可以超越，当他把一个民族的使命与自己的使命合二为一时，他会变得坚强。

《中国电影报》：这个故事主要是围绕建党开展的，镜头一直延展到新中国成立，这个设定是基于什么考虑？

黄建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到“二大”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那段时期对共产党员的杀戮已达到了疯狂的地步。那时候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武装，主要是通过国共合作来推行最新的社会主张，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才结束，这个经历是这个政党、这一群人物在当时的背景下所必须经历的。

在这一个过程中，有许多人牺牲了。可以说共产党的成立是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是革命先烈精神的延续。

我们通过一些象征性的画面表达，向观众展示了一种精神的延续，而这就是电影艺术希望反复强调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写实的，而是由很多象征、意味所构成的一种精神走向。

《中国电影报》：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如何平衡历史史实和艺术表达？

黄建新：《1921》故事情节与事实匹配度非常高，这就给我们的艺术表达留出了很大的空间，可以更充分地刻画人物、传递精神、表达感触。

从写实的角度来看，电影是无法超越书本的——书籍可以记载更真实的细节，比如历史人物在具体时间到了那里，但是电影是无法实现的。电影的核心是一系列视觉流动体系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精神现象，其核心是人。比如，《建国大业》就不是写人的，而是写大事件。《建党伟业》一开始讲的是1911年的武昌起义，以孙中山这个角色为叙述起点，从孙中山到袁世凯到张勋复辟，从这一系列的历史大事件中看到中国的走向，到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部分，影片就结束了。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很难做到兼顾描写每一个人，仔细描摹每一个人的个性。电影就是用白描的手法简单覆盖到个体，影片里的人物没有一个自始至终贯穿的性格走向。而《1921》就是另外一种人物表现手法了。

《中国电影报》：创作团队对史实非常看重，还有党史专家进行指导，电影里是否有挖掘呈现有趣的史实？

黄建新：在《1921》这个影片中，需要有一个人物角色整体牵线，将松散的电影结构串联起来。

故事是从3月份开始的，得有一个人写信通知各地来沪参会的共产国际代表发生了什么事请，基于这一个背景，我们就着手研究李达。李达其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伟大哲学家，很多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都是通过李达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体系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李汉俊这个人物，李汉俊牺牲得很早，他也精通多国语言。

准备这部影片的几年时间里，我读了近300本建党先辈的著作，试图触摸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思考、他们的爱情、他们的文化素养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习惯。

在电影进行表现时，我们主要把一切融入到角色的性格和日常交往的细节中，而不是夸夸其谈。我们都用生活细节将他们所做的点点滴滴呈现出来，而不是以概念的形式。

《中国电影报》：所以说，这些细节是历史的真实，也是艺术的真实？

黄建新：我们会找到一个被触碰的点，而这恰恰是角色塑造人物真实存在的品质，所以我们才会放大，顺着它流入的线性逻辑去寻找。电影里有一段刻画李达划着火柴准备烧日货的时候，发现火柴也是日货的时候，他哭了。

不仅是李达，我们在找每一个人的性格特点。比如在电影里刻画陈独秀的性格，他在讲到二次革命的高潮必将到来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激动的状态，也是真实地反映出他本人所具备的演说家的性格的；陈独秀又是一个非常任性的人，电影里面也有非常多地围绕这个性格特点的刻画，比如“五四”当天一结束就义愤填膺地亲自上街发传单了，后来被抓捕入狱。又比如，李大钊是一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说一句就是一句，李大钊在电影中说“你是领袖不是少年”这句话的时候富有感情，不仅中肯，又很尖锐。

通过这些刻画，我们希望这些历史人物可以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觉得自己和历史人物是有亲近感的，也可以跟历史人物具备相似性。比如电影里，李达所呈现出来的执拗的性格——他冒着被巡捕发现的危险去秘密印刷厂把“百姓”改成“人民”，目的是让大众知道“人民”才是主人，而这些都是电影里面呈现的人物性格特点。

◎ 关注细节，触摸人物灵魂

《中国电影报》：影片如何拉近与当下年轻主流观众的距离？

黄建新：这次在准备素材的时候，出于机缘巧合，我们的日本团队在日本警视厅找到了电报记录，记录了1921年6月30日，共产国际代表要在上海开一次会。日本掌握了当时开会的情况。这段资料成为支持电影情节的重要元素。

我们在日本找到了这条线，在上海档案馆也找到了能够佐证这个历史的史料。所以这条线除了部分虚构之外，大部分是真实发生存在过的。国际共产运动真的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所以才有了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在向全世界推动共产革命的情节，这让我们的视野拉得更大了。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具备类型电影的特征，它有很强的故事逻辑在里面，有悬疑的元素。

我们非常关注人物细节，会深入人物触摸他们的灵魂。如今大家常言的是，“一大”代表们平均年龄28岁，但其实除了董必武、何叔衡，平均就二十三四岁。在电影中，我们安排了一些戏份，让王尽美、刘仁静、邓恩铭三个年轻人展现了属于青春的“好奇心”。

我们希望能在有限空间里展现“一大”代表们不一样的一面，从代表们年龄差距、性格差距等角度，构成角色的丰富性及表达的差异性。影片中还有一场很激烈的争论，想利用这样的小细节把故事演绎得更加丰富。

剧中的一些台词从史料中来，对观众来说可能难以理解，我们将一些难懂的改为了白话，目的是希望革命道理富含感情。

在电影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写意”的小女孩形象，和观众一起作为见证者，利用想象空间去呈现一种“传承”的观念。我也希望这种叙述方式能够跟以往电影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

如今的观众对电影视觉、艺术形式多样化的理解比过去强很多。电视剧属于线性艺术，而好的电影属于结构艺术，结构想象和联想是电影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能走得远一点。

◎ “接近”人物，传承中国精神

《中国电影报》：请您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和介绍一下《1921》这部电影？

黄建新：这部电影所呈现的内容非常丰富。《1921》是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拍的。这部电影希望表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革命者的精神世界。我们想通过对他们的了解去探索中国精神在哪里；通过对他们的了解，看到虽然人们身处不同的时期，始终是有一种宝贵的精神贯穿始终的，这种精神是互通的，是穿越的，是超越历史局限的。往重了说，它是中国精神；往轻了说，它是一种传承。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中国精神。我们希望通过对中国最优秀这批人的接近和表达，能够为观众呈现一段丰富的历程或者展示一种追求和向往，这就是电影《1921》所希望实现的。为了做这个电影，团队几百个人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准备了五年时间。我们也希望《1921》里的一些表达方式具备电影本身所需要的东西。

《中国电影报》：您是今年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这一次上海电影节恢复线下举办，在您看来有什么意义？

黄建新：电影节是一个社会活动，社会活动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跟虚拟世界交流的方式出现了瞬间互动性。

电影节回归线下是特别好的。人类最珍贵的互动交流这一基本需求被疫情阻断了。

我认为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是丰富的。电影节就提供了一个丰富性，比如我喜欢看电影，电影节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看到全世界的电影。

所以，电影节我觉得是不可或缺的，它能够恢复到线下说明了我们的生活正在正常化，说明了我们的丰富性得以表达。

电影就是一个复杂社会心理的活动，会给一个城市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它带来的不是简单的快乐不快乐，而是社会影响。所以能够恢复线下举行，电影节主办方也很高兴。它是能够起到触动作用的，因为一批好的全世界电影在一起放，我们会看到世界电影的走向，也会看到一些对未来有指导意义的艺术形式。其实电影有时候会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传导、引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