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强说，《中国医生》是他从影多年，从未遇到过的挑战。

2020年大年初三，回香港过春节的刘伟强，忽然接到博纳总裁于冬打来的电话，“我们得停下来”，原计划，过完年刘伟强会直奔丹东片场，开启新戏《长津湖》。于冬口中的“停下来”，指的就是停下《长津湖》，彼时，约2000名《长津湖》的工作人员，已经到了丹东。突然暴发的新冠疫情，打乱了所有计划。刘伟强的第一反应是“糟糕了，糟大糕了。”

两个月后，于冬又一次打来电话，这次于冬带来了博纳准备拍《中国医生》的消息，邀请刘伟强执导筒。他一口就应了下来。

《中国医生》不是刘伟强第一次拍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2019年他以电影《中国机长》还原了川航“3U8633航班”机组在万米高空成功处置特情的故事，当年，接近8000万中国观众，因为该片走进影院。

但《中国医生》好像并不一样。很快，刘伟强就意识到，《中国医生》不止一部电影那么简单，“这是关于全中国、全世界的事情，每个人都在感受，你会知道它很近、很特别。大家都要面对。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共同经历，我们用电影去保留当时发生的事”。

刘伟强坦言，《中国医生》的拍摄压力巨大，“这个压力不是来自于拍得好不好。最大的压力是，这个电影不是只给中国人看的，这个电影是给全世界人看的。”刘伟强说，“我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筹备初期，刘伟强形容自己的状态“很慌”，甚至有些“束手无策”，这种感受跟以往筹备任何一部电影都不同。他大量查阅资料，看新闻，看纪录片。在广州，刘伟强见到了钟南山，“他很厉害，很有力量”。钟南山院士给了刘伟强信心，他说：“希望你们不仅要走访一些出头露面比较多的专家，还要更多地采访在一线埋头苦干的医务人员，他们是大多数。”刘伟强说，“他给了我很多信心去拍这个电影。”

为了将片子拍得真实，刘伟强把医院“摆进”摄影棚。每一张病床、每一个仪器、每一个操作手势，都要真实。拍摄现场，职业医护人员指导演员操作医疗器械，每天，专家们跟刘伟强一起看成片，看到错误，马上指出，用刘伟强的话说，“一收工，就开‘批评大会’”，刘伟强笑言，作为一名成熟导演，被很多人批评，初期真的“很难受”，但“我们真的不能出错”，“很多医生在看着我们”。

2021年7月9日，《中国医生》全国上映。在影片的广州首映礼上，看完电影的钟南山有些激动，高度评价影片，“《中国医生》这部电影没有任何掩饰，非常真实地还原了在武汉早期的情况。真正体现了中国医生的良心、中国医生的责任、中国医生的决心、中国医生的行动。”

刘伟强说：“拍完这个电影，我也松了一口气”。

我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中国电影报》：什么时间接触到《中国医生》这个项目的？

刘伟强：大概是去年3月份，于冬打电话给我说他想拍一个抗疫题材电影，很快，我就说好。《中国医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它不是一个电影这么简单，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经历，是用一个电影去保留当时发生的事。

《中国电影报》：去年3月，疫情还未结束，影片筹备时遇到过困难吗？

刘伟强：那时候全世界都有了疫情，大家都要面对。我当时就感慨人生，很多人要面对身边人的离开，很多地方停摆，不单是武汉。我当时很慌，在想怎么面对这些，那时候是束手无策。这个感受和筹备其他电影完全不同。

《中国电影报》：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吗？

刘伟强：《中国机长》可能就只是飞机上的一百多人，但《中国医生》表现的这件事很大，是全中国人民一起去面对的一件事，我们从上到下，有一个很厉害的精神——我们一定要战胜这个困难。不单是医生，还有外卖小哥、小区居民……是中国人一起去面对困难，要把这些通过电影拍出来，压力很大。

这个压力不是你拍得好不好，这个电影不是只给中国人看的，更是给全世界人看的。我觉得，我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钟南山院士给了我很多信心

《中国电影报》：从3月接到于冬的电话，到10月正式开机，7个月间，都为影片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刘伟强：一开始，因为疫情原因我们还不能来内地，我打给编剧联系武汉那边，找很多东西给我看，包括文字、纪录片，全都给我。我当时还没想好怎么拍，就不停看资料。

大概4月份，武汉解封，编剧就去了武汉，她去医院访问很多人，不单是医生，还有专家、社区工作人员、外卖小哥、社区义工等等，她整理资料，我们每天通电话。

6月底，我去广州和钟南山院士及援鄂医疗队见面，其中就有桑岭（朱亚文角色原型），还参观了很多医院，这个过程中，他们告诉了我们很多经验。我在广州大概住了两周，见了很多人，有医生、护士、ICU的，收集了许多东西，然后我就去了武汉，拜会金银潭医院的张定宇院长。

《中国电影报》：钟南山院士给过您拍摄建议吗？

刘伟强：因为广州离香港很近，所以我对钟南山院士的印象很深，知道当年他如何战胜SARS疫情，如今他又如何面对新冠疫情，也知道，武汉发生疫情时，他第一时间坐高铁过去，他很厉害，很有力量。他说，希望我们不仅要走访一些出头露面比较多的专家，还要更多地采访在一线埋头苦干的医务人员，他们是大多数。他说，之前看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那种以普通人视角讲述大格局故事的方法就很好。虽然这部影片没有对钟院士的直接表现，但跟他握手时，好像传递给我某种力量，他给了我很多信心去拍这个电影。

拍金银潭拍张定宇，好像是缘分注定

《中国电影报》：为何把武汉金银潭医院作为《中国医生》的故事发生地？

刘伟强：金银潭医院是一个传染病专科医院，那时候一有不明病毒，就要去金银潭隔离。所以一开始看很多新闻，都是在说金银潭，很多故事也是在金银潭发生的。

《中国电影报》：把张定宇院长定为影片男一号的原型人物，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刘伟强：张定宇他很厉害，很特别，他本身还患有渐冻症，我们的生命是一年一年算的，他的生命是一天一天算的。很可能几年后，他就要坐轮椅，吃喝拉撒都需要有人帮忙。但他的个性“很湖北人”，很真，和一般人不同，他有很多理念想推行。

我们定下来要拍金银潭，定张涵予演张定宇，好像是缘分注定。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他是很特别的人。现在也证明我们没有拍错，拍他是对的。

《中国电影报》：有什么特别的事让您感受到了张定宇的真性情吗？

刘伟强：通过对他访问、和他一起吃饭、日常相处，可以看出他的真性情。我们还看了很多纪录片，他有一个很经典的纪录片，他在里面骂人，这让我印象很深，一般我们都觉得院长很斯文，但他不是，他就很真性情。其实，他不是想骂你，只是告诉其他人，必须这样才可以。张涵予和他大概相处了四五天，也发现他真的就是这样的性情。所以，我就把这个性格放进了电影。

《中国电影报》：前期采访过程中，哪些事情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刘伟强：有一个副院长，他得了新冠，他告诉我他死里逃生的经验。作为医务人员，他无法对抗病毒，是很多医务人员帮他，用了很多不同方法救治他，把他“拉”了回来。

我们还去了很多家医院访问，比如同济医院、协和医院，听他们讲当初氧气、仪器紧缺时，是如何度过的。还有外卖小哥给社区送菜、面馆给医院免费送饭……令我感动的是，虽然曾经面临很多困难，但他们还是积极面对。

大概8月份的时候，我们确定了以金银潭医院为背景，角色有，以张定宇院长为原型的院长（张涵予 饰），以桑岭（朱亚文 饰）为原型的广州援鄂医生，李晨的角色是上海援鄂的医生，袁泉的角色是金银潭医院ICU的主任。我们定下了这个大故事，外边还有其他人，比如欧豪演的外卖员等。就这样，逐渐把整个故事串联起来。

一收工，就开“批评大会”

《中国电影报》：听说，电影拍摄时，您对“力求真实”这件事抓得很紧？

刘伟强：搭景的时候，我们是把医院“摆进”摄影棚。每一张病床、每一个仪器，全部都是真实的。当这些演员进入片场，就好像进了一个真实的医院，他们表演的感觉就会出来。

《中国电影报》：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演员进行专业训练的？

刘伟强：我们见完演员，演员就开始训练，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每一个操作仪器的手势，都要精准。很多医生都在看着我们这部电影，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出错。

《中国电影报》：拍摄全程都有专业医学顾问在场，他们对您有哪些帮助？

刘伟强：开拍之后，我们台前幕后每天都看成片，有很多专家在看，看哪里有错误，哪里有问题。演员看演员的部分，工作人员看工作人员的部分，专家看有没有出错。那时候一收工，就开“批评大会”，确认哪里是拍错的，要重拍。我们就用这个方法，从10月拍到12月，每天看片、开会，哪里有问题重拍，哪里不好重拍。

《中国电影报》：一收工，就开“批评大会”，您当时心理压力挺大的吧？

刘伟强：作为一个成熟的导演，很多人批评你，初期是很难受的。但后面我们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从开始每天很难受，到后来很开心，这个过程挺难忘，挺深刻的，和之前我拍电影是有分别的。

《中国电影报》：《中国医生》用了许多《中国机长》的演员班底，您觉得他们这次演得如何？

刘伟强：这次很难演，因为不露脸，只露眼睛，这要很有功力，才能用眼睛去演戏。他们的表演非常好，就算被护目镜包住，他们的眼神还是“有戏”，会释放很大的力量。我说的是每一个人。

他们也很努力，比如，袁泉收工之后，还要去练如何操作ECMO、如何插管，朱亚文他们也是。每天他们开工一小时后，全身基本就是湿的，因为防护服是不透风的。我很佩服他们，出来的效果也让我感动。不是单纯夸他们演得多好，而是对他们每个人的表演我是很感动的。

《中国电影报》：拍完《中国医生》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刘伟强：拍完这个电影，我松了一口气，这个电影也许有人会怕看，但是看完大家也会松一口气。很多人会抱着看抗疫电影的心态来看，但我觉得这个电影是一部感动人生的电影，我相信它会打动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