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大银幕上，两部献礼建党百年的重点影片交相辉映。《革命者》和《1921》，分别从横与纵两个时间维度，再现了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的历史节点，也在历史叙事“不虚”与“不拘”的维度上，呈现出迥异的美学品格。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我国主旋律电影创作遵循的基本规则，它对影片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提出了要求。按照惯例，在涉及重大革命历史、重要英模人物、重大建设工程等题材内容时，影片在确保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的创作加工。《1921》正是依托于新史料的开掘和发现，用历史深处不为人知的细节，支撑起了影片叙事的类型框架。

不同于类型叙事的清晰明白，《革命者》用反类型的形式，表达了更偏重于“不拘”的叙事态度。“一步……七步”，电影开篇用黑场的画外音暗示了文本和历史真实之间的距离。第一组镜头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万安公墓，李大钊的三个儿子挖出埋藏50多年的石碑，剥离掉泥土后渐显的碑文，经过描红为黑白的影像带来了色彩。这是故事的开端，也是全片历史叙述的隐喻——是儿子、后继者对父亲、革命先驱——历史“铭文”的显形和上色，色彩鲜艳醒目，但也会被突如其来的大雨冲刷得斑驳陆离。

监制管虎在访谈中提到，为李大钊做人物传记的困难首先在于，先生牺牲了90多年，留下的历史记载只是“薄薄的几张纸”，更多的生平资料只能从旁人对他的叙述中获得。

影片讲述历史的策略是再现“转述”，故事从三重时空和多个叙事视角之间展开。80年代的万安公墓是进入历史时空的入口，影片的主叙事线从李大钊就义前38小时开始（1927年4月28日），他的生与死，引出不同的历史人物的叙述——杀还是不杀（张学良、蒋介石）、营救（李庆天）、思念（妻子赵纫兰）、审讯（陈独秀）、遐想（毛泽东）、就义。每一个人讲述的李大钊，在过往的时空中侧重不同的人生维度，从而拼接成了他为革命而奋斗的一生。

转述本身带有叙事者的情感和立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如果缺乏史料的支撑，它并不能保证达到历史的真实。《革命者》用转述的叙事方式，是要建构起了李大钊和“中国革命最黑暗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众多历史人物的互动关系。在与时代和人的互动中完成历史人物的塑造，而不是再现历史事件本身。就如同用众多的“不拘”通过历史之镜的折射，汇聚成一个最接近于“不虚”的历史语境。

它包括通过技术层面再现的历史生活场景，城市、街道、乡村、煤矿、监狱，这是李大钊散播革命火种的舞台；通过叙事表现出那个时代的世道和人心，“三座大山”压迫下民众的苦难是革命的原生动力；它更让革命者真正“活”在了历史时空，这里面有充满烟火气的人情人性，有普通凡人的鲜活感受，更写出了先驱者受到的历史局限和对历史的超越。

影片构建的历史语境是现实的，但在现实主义风格的镜像体系中，不时会出现表现主义风格的视听段落，比如用舞台化的布光表现黑暗和光明的分野，用红旗下的舞蹈表现星火燎原的欢欣鼓舞。《革命者》通过将人物情感世界的外化，是用影像的“不拘”表达人物内心的“不虚”。

可以说，影片追求的是这样一种艺术效果，相较于再现历史的“不虚”，它更侧重于历史时空中人物内心立场和情感的真实，不同场景中情绪状态和心理的真实。这超越了对历史事件的复述，让今天的观众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因为只有进入内心，我们才能看到革命者想的是什么，才能知道他为什么要革命。

这是管虎在革命历史人物书写中力图解决的一个新难题，历史叙事如何与今天的观众实现“对话”？为此影片不仅打破了现实的时空逻辑，还采用复杂叙事的形态，让叙事文本自身实现了对观众的“召唤”。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头脑中，对影片的叙事时空重新组合排列，产生意义。

构成李大钊生平的，被转述的故事，也构成了他革命先驱者的成长史。发动煤矿工人的抗争，反抗的是残酷的资本逻辑；联合各行业工人为报童讨回公道，反抗的是帝国主义强权；号召学生的抗争，反对的是北洋政府的卖国；促成国共合作，为的是真的能有民生主义……《革命者》的叙事模式如同《公民凯恩》，只不过后者是在对报业大亨“玫瑰花蕾”之谜的追寻中，消解了资本主义成功的神话，而前者是在不停的聚合中，让革命者的生平渐渐成型。可以说，《革命者》是献礼片范畴内的“现代电影”。

没有天生的革命者，李大钊并不是神，他是看到身处的时代太黑暗，所以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创造理想“新世界”，这个世界无非要国家富强，不做亡国奴；生活幸福，不再人命不如骡马。

影片的叙事遵照情感逻辑而显得“不拘”，大量不同时空，但相同情绪的镜头被剪辑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冲击力。

当然，最具情绪感染力的“蒙太奇”并不在影片内部，在庆祝建党百年华诞的时间节点，它来自于文本内容和当下现实在观众内心的组接，来自于革命者以生命献祭的矢志初心，和天安门广场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之间的对比/冲撞。《革命者》用“不拘”的历史书写，达成了“不虚”的现实表达，在这个维度上，它完成了献礼片的功能和意义。

《革命者》和《1921》用对历史叙事“不拘”与“不虚”的不同路径，实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用电影化的方式去塑造历史中的人。当主旋律电影不再单纯依靠技术和奇观，重新关注人的故事，这无疑是中国电影史上值得铭记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