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的大型活动刚刚结束，《中国医生》带着满腔的情怀以强有力的姿态开启了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三天票房超3亿元。中国的主旋律影片转向新主流影片的类型片特征又一次凸显无疑，“泪奔”、“神一样的演技”、“中国加油”、“感谢”、“致敬中国医生”……观众在各种平台主动发布这样的词语，良好的共情能力让电影口碑节节攀升。

疫情伤痛构筑的历史“底片”

《中国医生》是根据现实改编的电影，抗击新冠疫情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有死亡有战斗，而这样一场战争却罕见地让当代中国人全部参与其中，毫无疑问，医护人员就是冲锋在前线的战士。《中国医生》描述的就是发生疫情暴风眼“金银潭医院”的故事，从武汉疫情暴发到2020年3月10日方舱关闭，中国医护人员功不可没。制片方于2020年3月就已经开始筹备创作影片，这样快速的反应使得影片在院线上映的时候，人们还对新冠疫情有着清晰的记忆。

德勒兹在运动——影像理论中曾用到一个词——“底片”，这个词用在《中国医生》的观众上相当贴切，在导演以蒙太奇手法创作影片、联结各类镜头元素的背后，是观众亲自体验的、2020年那个前所未有的疫情灾难。对于《中国医生》这样以中国疫情为题材、贴近生活的影片，观众在观影时是根本无法做到超脱世外的，疫情的沉重让他们总会以各种方式将自己的情绪带入影片。为了有效控制疫情，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还未完全从疫情脱离出来的中国观众，有着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全部记忆，在这个记忆中，每天新闻的公告，每个防疫措施的实施，每个为战胜疫情做出努力的人，桩桩件件还都历历在目。从武汉停摆到开放，全中国的人们目光都曾聚集在那里。中国人民面对疫情时表现出对国家的高度认同，他们服从国家整体的抗疫安排，对于中国政府会带领人民打赢这场战役充满信心，这种精神和力量构成了德勒兹所提及的“底片”，这个底片在中国观众进入电影院之前，已经充分地将现实生活和个人心理带入到《中国医生》之中。“电影并不仅仅在影像中，而且也在头脑中形成运动”，观众的心理预设已经与影像中的镜头语言达成对话，自动填补了各个镜头元素之间的缝隙。

新主流大片的有效建构

从主旋律电影升级换代到“新主流大片”，电影创作中已经从最初类型化转向的尝试变为一种较为成熟的创作模式。刘伟强导演从《中国机长》到《中国医生》已经有着更多的经验，并将香港电影故事性强的电影语言特性引入其中。观众对疫情的深刻记忆，使得导演想要绘出超越“底片”颜色的作品并不容易，导演也在采访中多次提及拍摄《中国医生》的压力巨大。影片是诚意之作，在追求真实的目标上不遗余力，除去1：1地复原真实场景，对于医护人员疫情期间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流程也是完全复刻，这对于观众来讲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而丰富多面的人物群像更是本片的最大亮点。

以点带面是刘伟强导演擅长的做法，面对中国抗击疫情这个庞大的主题，导演选择了以金银潭医院这个被称为“疫情暴风眼”为主要叙事空间，以塑造人物群像的手法打造出整个的抗击疫情全景图。第一是医护群像，作为有着丰富的导演经验的刘伟强，在塑造抗疫英雄形象的时候有血有肉，立体而丰满。他以紧张的抢救工作和大型的抢救手术来展示中国医生精湛的艺术和令人钦佩的医德。对于英雄的塑造有了新的定义，影片并没有变成类型化的英模形象，而是将医生放回至生活常态之中，身患渐冻症张院长瘸着腿一心为病人奔走在医院的各个地方，他对着妻子会流泪，但在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个脾气火爆的湖北汉子；文婷医生作为专业医生，她刚毅果决，沉稳大气、刚柔并济，对着镜子食不知味地为杂货铺老板的死亡垂泪打动了多少人；陶峻医生医术精湛、个性鲜明，还因医疗条件和院长拍桌吵架；小羊医生从到医院开始什么都不会，到跟着前辈学习苦练到最终能完成插管手术；满脸勒痕的护士小姐姐哭诉：“我一个月没回家了，我受不了了，我想走。”而这话语的背后却是父亲感染病毒却没床位，很可能就是生离死别。医护人员是战胜疫情的前线战士，长期穿着防护服下的他们皮肤受损，但依然是世界上最美的人；第二是普通人群像，普通人在影片中既承载着疫情带来的灾难，也承载着继续生活的希望。年轻的快递员金仔和怀孕的妻子先后都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们从生病的惊恐崩溃到重症再到治愈重回社会生活，虽然病患的后遗症依然存在，但婴儿的啼哭声嘹亮到足以燃其所有的希望。影片并没有直接陈述疫情下普通人的沉重，而是以张小枫一分钟的影像语言让人直接破防，“叔叔，我就是想知道，没有了爸爸妈妈该怎么办？”每个人的故事都有让人泪目的地方，影片带来的共情而非滥情，每一个泪点都是疫情中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情。而影片超越观众预设，演技“爆表”的演员们将鲜活的人物形象立在屏幕之上，观影之前就有朋友告知，需要带上纸巾，这是一部很好“哭”的电影，的确，以真情实感带动影片进程足以打动人心。

国家认同与影像同构

作为新主流影片，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将国家意识形态和商业片有机融合在一起。近十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面对突发事件或其他国际性危机事件都比以前表现地更为自信和强大，电影已经开始将这种气质渗透其中。《中国医生》响应着以“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创作精神，将中国面对疫情的各种主张以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以影像来表现抗疫时期宏大的国家理念和各项政策，这对于商业类型片是一个难点。影片采用了以《新闻联播》为标识办法推进叙事的动态变化。

导演在结构故事的时候，以《新闻联播》为节点的表述手法非常特别，对于这个当代媒体频频出现在电影之中，甚至直接承担故事叙事功能，这在其他影片中是很少见的。现实中的《新闻联播》通常有两方面的意涵，一方面作为具有极高可信度的官方主流媒体，由它来替党和政府向中国乃至世界发出声音；另一方面，看新闻联播也是中国人的习惯，尤其是疫情期间，获得最为准确有效的疫情信息就来自于新闻的传递。影片把握到了这个点，从一开始新闻播报出现不明病例开始，到每一个推动故事发生变化的节点，都由《新闻联播》承担动态演绎的变化，从封城与世卫组织的定论，到党中央成立疫情工作领导组开展工作，到全国人民争先报名奔赴疫情重灾区，再到响应国家号召居家抗疫，从治疗方案的讨论，到治疗每一个年龄段的人，80岁的老人依然会受到细心呵护，从疫情的混乱恐慌到方舱医院的建立，都容纳在这个短短的影片体量之中。由此，国家形象赫然而出，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达到空前一致。

疫情还尚未完全退去，中国人抗击疫情的历史记忆被定格在影像之上，中国人众志成城的大国精神被定格在影像之上，中国医护人员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被定格在影像之上，《中国医生》或许不是完美之作，但在电影史上必将留下浓墨重彩的笔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