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泉是湖北荆州人,疫情暴发时,尽管身在北京,但漫长的封城期对她而言,感受到的恐慌和不安,不比身在武汉的朋友少。这也让她出演《中国医生》,多了几分深意。
电影剧本还没给到袁泉手上,她已经主动请战,她说,“这是不可能拒绝的一部戏,它的价值超出了一部电影本身”。
袁泉扮演的重症医学科主任文婷的角色是疫情当中奋战在一线的女性医务人员的缩影。她说,自己穿上防护服的那一刻,就仿佛上了战场,防护服就是她的战衣。当她走到医院,就进入了状态,不需要以往任何的表演经验,不能要任何的舒适感。她感觉到,只有在整个人被不安、体力透支折磨到疲惫不堪时,好像就能跟他们(医务人员)接近一点。
袁泉说,“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医务工作者真的很伟大,很伟大!”
一线医务人员的缩影
在电影《中国医生》里,袁泉扮演的角色是重症医学科主任文婷。袁泉记得,编剧阐述时,这个角色被定义为疫情中一线女性医务人员的缩影。而在她心中,坚守在ICU的文婷,也是整个医疗界的中坚力量。
“作为一个医务人员,她需要具备的一些心理素质,是常人没有的。”最让袁泉钦佩的是,文婷身上那种临危受命的沉着冷静以及长年积累的专业经验和判断。她说,文婷就是在疫情当中坚守在岗位上拼尽全力的许多医护工作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要穿上白大褂,就是一个专业的状态”。
电影拍摄前,袁泉和其他演员一同接受了专业医学顾问的培训,除了技术学习,袁泉最大的收获是获得了一些启示,比如“作为一个医生的自我修养”。
袁泉记得,初次见到这些医学顾问时,觉得他们都有一种坚定的力量,特别乐观。她问过那些曾经在一线战斗的医学顾问,“当时你们是怎么过来的?”他们给的答案特别简单:“扛过来的”。“相信专业的力量,然后拼尽自己全力,去把手上接到的每一个病人安排好,做好护理,好像那时候脑子里想不了别的,没有别的。”袁泉说,“这大概就是作为一个医生的职业精神吧。”
拍摄中,当袁泉走上手术台,看到真实的血肉时,她时常问自己,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医生站在手术台前完成了这些繁琐而精准的操作?袁泉说,作为演员,她永远都还原不了疫情中的他们,唯有尽全力去接近。随着拍摄深入,袁泉越来越觉得,自己对医生这个职业深深地肃然起敬。
用眼神演戏
《中国医生》上映后,演员们的“眼技”一度成为热议话题。由于电影中,演员们大多时间都需要戴口罩,只能通过眼神演绎剧情。
用眼睛演戏这件事,《中国医生》剧组里许多演员都说,袁泉最不难,她眼睛里全是戏。
谈及这一表演技能,袁泉笑言,自己的大眼睛其实是“眼技”表演的难题,“可能在别人看来眼睛大是一个优势,但在我自己看来,我反而是要更多的控制,控制情绪……因为在这个职业上,有的时候你的个人情绪是不能流露太多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讲,这个反控制其实是一个难题。”
如何做到不流露情绪?袁泉说自己的办法就是永远告诉自己不要慌,“但是不慌不太可能,所以我拍这个戏一直在告诉自己:沉住气,不慌。”
在袁泉看来,《中国医生》的表演,必须抛开以往所有的表演经验,这部戏讲的是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她要走到医务人员当中去,让自己进入他们的状态。她比喻,《中国医生》里的表演,就像一棵树,“树的表面是糙的,会让你的手磨破的,但是它的根扎得很深。所以细节上会觉得不要化妆,头发不能太整齐,因为文婷主任没有时间,她的精力全部都在救人上。”这让成为了文婷的袁泉,脱去了一切舒适感,她让防护服把自己汗透,脸上布满印痕也要一直戴着口罩,她说,她似乎感觉到,在疲惫不堪的时候,好像会跟他们(医护人员)接近了一点点。
防护服就是“战袍”
袁泉说,在这个戏里,任何的舒适感都跟角色是不搭的。为了接近疫情时医务工作者的状态,她往往一穿上防护服就“舍不得”脱下来,“因为换了衣服一下就舒服了,舒服下来给你感觉可能就不对了。”
一位江苏援鄂医疗队的医生给袁泉计了次时,从她穿上防护服开始,到完成当天的拍摄,脱下防护服,一共8个小时。
“她问我,袁老师,你知道你最长的一次穿防护服穿了多久吗?我说我不知道。她说8个小时。”袁泉说,一次穿了这么久防护服,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
“每天就是开拍了穿上,穿上那个衣服你就会有戏里的状态。”袁泉说,她觉得穿上防护服就像是披着“战袍”去打仗。有时候,一个长镜头拍下来,所有的疲惫都感觉不到,“穿防护服8个小时,当然会有累的感觉,就导演喊‘停’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可能需要一个支点,稍微喘口气。但说‘再来’,开拍的时候,瞬间又忘记了。”
有一次,她的腿部韧带出了些问题,直到拍完,才感觉到了疼,“拍的时候,我突然一下觉得好像感受不到那个问题,我觉得我的疼痛好了,没有了。然后一个上午拍完,休息一个小时以后,那个疼痛又回来了。”她渐渐理解了疫情期间医务人员为什么能够忘我地工作,为什么会有大夫36个小时不合眼,“当时大夫们不会有时间,不会有这个精力再去关注自己,你的累、疲惫好像就消失了。我想他们在临床当时去救病人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有一种奋不顾身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