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9日上午九时许，几辆中巴车停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在少先队员的雀跃欢呼声中，著名电影人吕其明先生和其他20多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陆续下车，健步走上红毯。

是时，天安门广场，歌如潮，花如海，交响乐《红旗颂》激情澎湃地回响着。

“如果没有80多年前共产党员瞿秋白同志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走上刑场（的影响），就没有我吕其明今天踏着自己作曲的《红旗颂》旋律，走进人民大会堂……”盛典完毕，记者们去采访吕老，他充满深情地说：“我，一个曾经的新四军战士，一路走到今天，91岁了，居然得了这么厚重的一份荣誉，激动……感动啊！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只要我还干得动，我就要用生命的全部，毫无保留地回报给党和人民，永远跟党走，永远为人民服务！”

“跟党走”、“为人民”，这两句话，在吕老的心中，太重太重。

他永远不会忘记，在新四军当过团长、后来又出任皖中根据地行署主任的父亲牺牲之后，是党把他从一个失去父爱的普通小战士培养成人民的文艺工作者。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12岁的他第一次听到小提琴演奏，在那种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他觉得，这美妙的声音能给人带来希望与光明！他仰视拉琴的人，那是早已在上海滩赫赫有名、彼时已经投笔从戎的贺绿汀。这位新中国成立后成了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大作曲家，转身对吕其明的父亲说：“给他搞一把提琴吧，这年龄，正是时候，只要好好学，将来呀，不得了。”

那个时候吕其明的父亲已经是新四军的团级干部，说实话，设法派人到城里弄把提琴，并非一桩十分困难的事，但是，老吕却摇了摇头，对小吕说：“等打跑了鬼子，等革命胜利了，一定给你买把好琴。”

父亲的话没有兑现，准确地说，是没能兑现。因为，就在抗战胜利之际，这位新四军的忠诚干部，大义凛然地在敌人的屠刀下壮烈捐躯。那一年，吕其明刚满15岁，在镰刀斧头的旗帜下举起右拳还不到三个月。两年之后，文工团的领导拍拍他的肩膀：“分配给你一把提琴，去为老百姓学音乐，为老百姓演奏吧！”

此时，他17岁，已经能带一个营的兵上战场打仗了，而这一把提琴，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背着它，在淮海战场的炮火硝烟中走过，在渡江战役的枪林弹雨中走过。1949年5月26日，他背着这把琴，随着解放大军挺进远东第一大都市。上级规定，激战几天几夜没有休息的大部队，一律不入民宅，通通睡在大马路上，而首长对文工团特别照顾，让他们睡在北站的水门汀地板上。第二天清晨，上海居民打开家门，被这一幕惊呆了，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共产党有这个样子的兵，国民党回不来了！”

吕其明和战友们在万众欢呼中，迈入曾经的十里洋场。他胸前挎着冲锋枪，肩上背着小提琴，好不威风。上海人指着他们这群特殊的小战士，由衷赞叹：“看看，快点看！解放军也有文化呢，他们还背着洋乐器呢！”

那一天，吕其明刚过完19岁生日。他看到上海市民们的一张张真诚而期盼的笑脸，他知道了，老百姓是多么欢迎子弟兵，是多么爱戴共产党！他想起沂蒙山区的大娘大嫂们，把家里最后一瓢玉米面，倒进战士的行军锅里，把家里的最后一床棉被，盖在伤员的担架上；他想起孟良崮下的大伯大哥们，车推肩扛将粮袋运往前线，一个文工团的战友问：“老乡，你们把粮食都送给解放军了，自己吃什么？”老乡答：“我们有吃的。”文工团员叮嘱：“那可得藏好，别叫反动派给抢走了。”老乡坚定地回答：“抢不走！粮食都还在地里呢……”文工团员们这才明白：有共产党在，有共产党的军队在，田地就在，粮食就在，人心就在……

当吕其明脱下军装转业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时，他们部队的最高首长陈毅司令员也脱下了军装，当上了上海市的市长。他至今记得陈老总写过的诗：“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人民是我亲父母，我是人民好儿郎，斗争强中强。”他舍不得部队，可首长说，进电影厂工作，那是人民需要你。他乖乖地服从。过了不久，北京电影制片厂调他去增援电影乐团，他二话不说，打起背包就上了火车。没多久，团长又找他谈：“我们现在要培养年轻的作曲家，小吕，你试试吧！组织上信任你！”

吕其明感到被信任的那种光荣与自豪，同时也有一种莫名的忐忑和担忧：以前，都是拉别人写的曲子，这回要给别人写曲子，咋写呢？如何下手呢？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单纯而又真诚，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他就翻开了一本书，一本薄薄的书，那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再次明白了一个道理：到人民中去，到群众中去，到工农兵当中去，那里，是创作的源泉。

当时，接到的任务是一部整治淮河的纪录片，上级决定他和另外一位同志联合创作。两位年轻人一不做二不休，直奔工地。那真是火红的年代！翻了身的农民，身上迸发出来的无限热情和冲天干劲，深深地打动了吕其明。白天，他们一起劳动，一起唱着砸夯号子；晚上，住在四面透风的草棚里，他却听到了世界上最美的声音——那就是修河的那些民工的幸福鼾声。“劳动人民最光荣！”——带着这样淳朴的感受，他们饱含深情，写出了《一定要治理淮河》的奋斗乐章。

没出两年，一纸调令，他又回到了上海。先后谱写了《铁道游击队》中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和《红日》中的《谁不说俺家乡好》，再后来，组织上送他去上海音乐学院专攻作曲五年，毕业后那真是大显身手，佳作迭出，获奖不断，一直到担任上海电影乐团团长、上海电影制片厂艺委会副主任，蜚声乐坛。

我就是在1976年重看《铁窗烈火》、《家》等经典影片时，从片头的“作曲” 那一栏里，记住了这位能让“7个阿拉伯数字”变成神奇乐章的音乐家的大名。

后来我在话剧团当演员，到工厂、农村、部队慰问的时候，总是和几个十七八岁的同龄学员一起朗诵贺敬之前辈的长诗《雷锋之歌》等。为了缓解自己上台时的紧张情绪，同时也为了营造氛围，我请剧团搞音响的老师弄点音乐来做衬底。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大气磅礴的交响乐《红旗颂》。

当我们“声嘶力竭”地喊着“雷锋啊，冲上去，冲上去，冲上去！”的时候，平时排练老找不着感觉的我，突然被《红旗颂》荡气回肠的旋律所震撼，泪水居然夺眶而出。演出完，指导老师夸赞：“你们今天情感充沛，有爆发力，发挥得好！”我答：“今天，是《红旗颂》先感动了我。”

没过多久，我后来的恩师吴贻弓先生导演的电影《城南旧事》在金鸡奖评选中折桂，吕其明也因为在此片中担任作曲获得“最佳音乐奖”。

当我们这些痴迷电影的文艺青年对影片清新隽永的风格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时候，吴贻弓导演却说，如果说《城南旧事》还算成功，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音乐，归功于吕老师。

多少年后，吴导回忆起那段往事，仍然感慨万千：“我当时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影人，斗胆去请吕老师写曲子，没想到他一口应允。他那种虚怀若谷的为人和严肃认真的精神，让我终生难忘。”

正如吴贻弓老师所说，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1987年，我自编自导（和罗渝中老师联合）自己制片了我人生的第一部片子，叫《莲花庵》，是陈大伟先生作的曲。录音前，陈老师告诉我，今天来帮忙当指挥的是吕其明。

天呐！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负有盛名的作曲家，怎么会给我这初出茅庐的小辈来帮忙客串呢？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原本邀请的指挥家宋光海先生家里临时有事，他托老朋友来救个场。一会儿，吕老师匆匆而至，一头一脸的汗，原来是刚从厂里和别的导演谈完事，骑着脚踏车赶来的。一问，他还没有吃晚饭！我是既感激又惶恐，忙说：“先去隔壁小饭店吃点东西吧！”吕老师手一拦：“不麻烦了，乐队的同志们都等着呢，你们哪位剧务同志帮我买一包熟泡面就可以了。”

这是我与吕其明老师的第一次正式合作，而我对吕老师的酬谢，也就是那一份塑料袋简装的、拆开了之后泡在洋瓷碗里的上海益民方便面，两角四分钱。

再后来，我也到上影工作了，经常能和吕老师见面，只要他到厂里办事，看见我办公室门开着，总会进来小坐片刻，谈谈他最新的创作。老人家永远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好友。

吕老师住在上海江宁路某弄，那栋大楼，名家荟萃。逢年过节，我上上下下去看望前辈，如谢晋、鲁韧、王蓓、梅朵等等，我是一路十八家，最后一站肯定是吕老师那儿。为啥？因为我们爷俩一见面，话匣子打开了就收不住，说个没完。慢慢地，他的革命经历，他的从影道路，我算是“摸”了个一清二楚。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创作《红旗颂》的经历。

那是1965年，吕其明接到了创作《红旗颂》的任务，组织上说，希望他这位年轻的作曲家能以全新的艺术视角，用全新的艺术节拍，来演绎开国大典时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波澜壮阔气势恢宏而又让人浮想联翩的情境。

时间紧，任务重，容不得吕其明半点犹豫。他决心背水一战。闷在家里，苦思冥想，好久好久他都找不着感觉。压力太大，夜不能寐，只好吃安眠药，一粒，两粒，三粒……有一天，安眠药吃多了，早晨昏睡不醒，爱人推他起床：赶紧送孩子去上学！吕其明胡乱洗漱了一下，把孩子往自行车上一撂就往学校赶。还好，没有迟到。

学校的大铁门“咣当”一声关上，吕其明骑上车准备回家。就在此时，身后响起了雄壮的国歌声，孩子们开始了升旗仪式。他不由自主地回头一看，蓝天白云下，一面红旗冉冉升起。他看见，那天，真蓝；那云，真白；那旗，真红……猛然间，泪水模糊了双眸，他有些恍惚，揉了揉眼睛，再看那旗杆顶部时，竟然有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他一下子想起父亲牺牲时的惨烈一幕，他想起父亲断头前大喊一声“革命到底”的悲壮情形……此时，他觉得那旗杆上，高悬的是他父亲的头颅，是杨开慧的头颅，是方志敏的头颅，是彭湃的头颅……是一颗颗被反动派砍下的坚贞不屈的头颅！他仿佛看见，那从脖腔里喷涌出来的热血，把正在升起的一面旗帜染得红透红透……再仔细看，头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共和国蔚蓝的天空下，一面正在迎风飘扬的、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

一刹那，吕其明忽然来了灵感，他不顾一切地骑上车，飞驰回家，到了弄堂口，把车一扔，跑上二楼，铺开纸，拿起笔，可是，他一句都写不出来，一个音符都写不下去，眼泪“啪嗒啪嗒”地滴在稿纸上！他觉得，滴的不是泪，而是血，他觉得，似乎就是蘸着自己的血，一气呵成，“吟”出了《红旗颂》的初稿。他满脑子都回旋着伟人的声音：“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红旗颂》，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歌颂红旗为主题的大型交响乐，是迄今为止中国各界使用率最高、演出率最高、播放率最高的音乐作品。正因为此，吕其明，成了中国红色音乐史上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我曾经半开玩笑半当真地问他：“现在到处搞活动都用《红旗颂》做背景音乐，他们征求您意见了吗？您给他们授权了吗？有人计算过，如果您要是收版权费，那早就是亿万富翁了。”

他正色道：“我是党培养大的，就好比小时候，妈妈教了我一首童谣，等母亲过80岁、90岁、100岁生日时，妈妈说，儿子，你再把那首歌给妈唱一遍，我能跟母亲要钱吗？”

他的这些话，一直镌刻在我心里。我对这位10岁就参加革命、有着76年党龄的长辈，由衷钦佩。生活中，我们亲如父子，但只要在场面上，他从来都是喊我的“官称”，尤其是我在上影和在电影局工作的时候。老人家说：“你叫我去参加活动，代表的是公家。我一向服从组织，服从上级。只要身体还行，时间许可，我一定召之即来。”

不过，我们爷俩有时候也会在家里或办公室小憩，两杯清茶，一客甜点，南里州百里县地神聊。有一次，他突然叮嘱我：“你下次在什么场合再介绍我的时候，要是提到《红日》中那首《谁不说俺家乡好》的作词作曲，千万不能只说这是我吕其明一个人的作品，那是我和杨庶正、肖培珩同志一起创作的；还有《杜十娘》，合作者是黄准同志……千万不能把他们给忘了。”

吕老师重情重义，对同事对战友对家人都一样。前几年他老伴去世，我从北京赶去上海看他，他拽着我的手走进卧室，只见床头和壁上都是他老爱人的照片，屋里的陈设和他老伴儿在世的时候一样，丝毫未变。他说，家里平时就他一个人，寂寞了，累了，就会到老伴的照片前，坐坐，看看，然后就来了精神，又接着继续去创作了……

吕老的女儿在国外，去年以来因为疫情一直没能回国。老人家有时候也孤独。所以只要回沪，哪怕只有半天时间，我也会去看看他，带上些他喜欢的小吃啊点心啊，陪他说说话。这时候，90岁的人就开心得像个孩子，端茶、让座、拿糖果，或赠我一本新出版的《红旗颂》总谱，或拿出哪年哪月我俩的照片。我走的时候，他总是执意要送我下楼，然后一直攥着我的手，絮絮叨叨到弄堂口。每次，我的车已经动了，回眸时，还能看见老人家站在那儿眺望，不停地挥着手。

那一刻，我常常泪洒前襟。而当他转过身的刹那间，我忽然会觉得，眼前渐渐走远的老人，哪像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大音乐家呀？那分明就是一位可亲可爱的父亲的背影哟……

（作者系中影集团一级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