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最近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大决战》在宏大叙事方面，正面人物的塑造属于全局的“压舱石”，而“反面人物” 塑造则为全剧的创新突破提供了贡献。以往的国内战争影视作品当中，我方主要人物的塑造的确是不断创新的，它们的各种新意就为电视剧在革命战争题材角度和我党革命史角度的创作上留下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让我意外的是，这次庆祝建党百年的一系列影视创作当中，“留下宝贵经验财富”的还有一批以往极少涉及的反动阵营的主要人物塑造，而这些人物的塑造固然还原了历史，也使得我们长期抒写的中国革命历史征程有了立体的表现。从某个意义上说，这些人物在每一部这些类型剧当中留给人们的思考，甚至比革命领袖们的还多。

这当中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单单从影视作品的观赏性出发，何以“反面人物”的现实意义变得如此精彩，对于电视剧的市场效应不容小觑，就很值得大家进行讨论。我愿意聆听专家们对于这些形象的创作意义的分析，只是在本篇小文当中，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如下这个角度，并且仅仅是一个比较小的角度。

一般来说，人物塑造对于一部影视作品的内容而言，可以这样稍微机械地划分它们的意义，第一是“好人”做“好事”。大部分主旋律影片的创作立场都会这样选择，主人公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完全认同，而他们本来就是主流价值观的创造者。这为第一象限。

其次，“好人”做“坏事”。这样的影片有没有呢？有的。但是真的做坏事，则不符合我们创作倡导的价值观，它的市场感召力决定了这样的影片不会得到市场的认同，因此也不能够成功。这是第二象限。

第三，我们可以设想“坏人”做“坏事”，不用说，这样的影片内容是不可能作为影片主题的，甚至不可能拍。我们会说这样的作品毫无正能量，可以想象，我们的环境不支持这样的影片创作，这是第三象限。

最后是“坏人”做“好事”。什么叫“坏人”做“好事”呢？这里说的“坏人”是偏离了正确价值观或者站在了主流价值之外，甚或是站在主流价值对立面的人物。他们又如何会做好“事”呢？因为人是复杂的，甚至我们所说的“坏人”还有不同的判断尺度和角度。

在以往的电影中，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成功角色，证明“坏人”做好事常常会成为一部成功电影的主要剧情因素，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对于“坏人”这样一种角色身份可以有辩证的认知。这就是第四象限，也是这篇小文重点和大家分享的主题。

在《大决战》中，我们随便数出好多位“坏人”但是“做了很多好事”的例子，恰恰是这里面的“坏人”做“好事”，使得剧集的戏剧性平添了更多也更精彩的桥段。事实上我们更关注他们怎样做出了“好事”来。譬如卫立煌、傅作义、杜聿明、陈布雷等等人物形象，可以说没有他们，这部宏大叙事就缺乏说服力了。

卫立煌被蒋介石委任为“东北剿共总司令”，他的消极怠工、见死不救、最后在解放军攻击沈阳前夕竟然溜之大吉。这样的真实故事以前就很少给予表现。事实上卫立煌的形象刻画就是国民党反动派众叛亲离的典型写照。这个人物以及它带出来的剧情比正面人物很多千篇一律牺牲描写更形生动和说明问题。

卫立煌其实一直都在对抗蒋介石，但是他的对抗是很巧妙、很圆滑的。这是这个人物非常独特的性格刻画。他不出兵救援老蒋的嫡系，理由编排得连蒋介石都哑口无言，最后只能气愤地在电话那头顿足捶胸、怒骂不已。卫立煌实际上就是为我军解放东北做了大好事。

傅作义同样也是不愿意为老蒋卖命的角色，不同的是卫立煌圆滑，而傅作义厚道。说他是“坏人”当然不错，因为他已经被宣布为“战犯”。其实傅作义是被我军接二连三消灭他的主力，并且直接打下天津的情势下，最后选择接受我党的条件，和平地交出了北平城。

傅作义有西北人的厚道但是也有思想拘囿的短板，精明不亚于卫立煌，但眼光没有卫立煌看得远、看得准。傅作义是的的确确被迫起义的，中间还照顾到了还蒋介石曾经对他的“恩”。这个人物从抱有封建陈腐的思想，最终被迫选择起义这个历史角度上进行刻画，人物的定位和形象塑造非常叫人感慨，但应该说还是做成了大好事一桩。

这两人的故事是堪称太完整的过去的章回小说体，这样的人物和剧情有着强烈的悬念感，而悬念感恰恰是正面人物身上比较少的，比较不如他们扣人心弦的。历史上的他们最后做了好事，在影视剧情当中他们的形象生动而令人沉思，也为剧集的成功做了大好事。

反面人物方面最后的主角是杜聿明。有意思的是，大多数反面人物都不太复杂，也许因为不复杂，所以他们“做好事”也比较可信，的确都会在客观上“做了好事”。杜聿明就是一个相对不太复杂的人物。当然他不是最终的弃暗投明，而是死战到底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蒋家王朝的陪葬品。

他的性格特点中有着卫立煌根本不会有的对于老蒋的愚忠，这种愚忠在像杜聿明这样的从军当天便立志精忠报国的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相信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是孙总理的，不愿意接受国民党早已腐败不堪。然后他们一直在老蒋麾下一生征战。

因为愚忠，杜聿明在本可以把最后四个兵团带回江南的决策一刻，违心地执行了蒋介石的错误命令，回身去救援黄维，结果错失最后的突围时间，被我军死死围定在陈官庄，导致淮海战场全军覆灭。对于我军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

杜聿明的对手是“战神”粟裕，粟裕这时已经是整个淮海战役的前敌总指挥了，他的判断非常正确而且果敢，而杜聿明也不比他差，而且几乎就可以翻盘战胜粟裕。所谓几乎，就因为杜聿明自身有着性格的弱点，也因为蒋介石统治集团已经命数注定。如果说卫立煌是喜剧人物，杜聿明就是一个悲剧人物。两相对照，平添了很多我们回味这部剧集时候的谈资。

而最悲剧不过的是陈布雷。他是蒋介石的“文胆”，是又一个“坏人”，他一辈子追随蒋介石，一支笔横扫千军。临了，他却因为拒绝替蒋介石撰写欺世盗名的文章而以自杀逃避历史的审判。陈布雷的自杀宣告了蒋介石“和平”舆论攻势的彻底失败。陈布雷拒绝蒋介石是他一生中最后做的一桩好事，我们应该记得他。

在这四个人物的故事当中，他们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也就是一个个战场的主角。作为主角的“坏人”，最后都成全了“好事”，剧集的价值观始终是正面的，而且他们所经历的价值观纠结和转圜，从反面告诉了观众什么才是正确的价值观。这就是第四象限能够成立的原因。

这个意思摊开来说的时候，第四象限成立的理由人人都可以说一大通，这里就不唠叨。作为一个很有启发的思路，电影创作同样也值得深思的。这里只能说“坏人”不是一坏到底的家伙，不是反人类者和战争狂人，是一段时间里背离了主流的价值观，而只为着个人的利益和错误的观念去做事的人。

他们的故事当中会有着两个转变，一个是价值观最终的转变，当然是朝好的方面转变；另一个是命运的转变，最终也会从历史的罪人回复到善良的好人上来。电影当中如《北京遇上西雅图》中的汤唯，《我不是药神》中的徐峥，《你好，李焕英》中的贾玲，甚至《战狼2》中的吴京，开始也是被军事法庭判刑并且被迫脱了军装的。

这些电影人物在不同层面上都不属于“正面人物”，都离开了社会的主流，甚至基本不是体制内的人物。但是观众喜欢这样真实的“坏人”，因为只有在他们身上，这个世界很多矛盾，很多人性纠结，很多你无法解释的观念和无法想象的故事，包括传奇和细节，才会演出得栩栩如生，而又酣畅淋漓。让我们记住“第四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