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上映的《怒火·重案》和《盛夏未来》，在相对平淡的暑期档中段引发了一波讨论观影的热潮，两部影片的陈姓导演（陈木胜、陈正道）分别来自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而这两部影片也恰好代表了港台两地各自一种鲜明的题材类型。

《怒火·重案》是一部“港味”十足的警匪动作片，对于喜爱这一类影片的观众来说，几乎可以看到该片种的全部类型元素：枪战、追车、爆破、近身搏斗、蝴蝶刀、绑架、抢银行、走私军火，以及具有鲜明特征的油尖旺地区的图像志。

警匪片可以说是香港电影最重要的类型之一。在香港电影诞生初期，就已经有了像《偷烧鸭》（学界对这一影片的具体拍摄及放映时间还存在争议）这样表现警察抓捕小偷的警匪片开山之作。香港警匪片经由1950至1970年代的探索，在1980年代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自此之后发展出一系列包括英雄片、枭雄片、“古惑仔”片、“黑色电影”、时装动作片、探讨身份和心理类影片等在内具有不同特征的香港警匪片。

《怒火·重案》是对时装动作片的一次回归，影片中动作戏占据很大比例，陈木胜和甄子丹的组合让这部影片的动作呈现非常精彩，震撼的视听语言放到整个香港警匪动作片的序列中也称得上是一流。但相较于强烈的视觉冲击，影片的文戏显得有些薄弱，甚至一些情节的安排是为了展示动作本身而服务的。尽管影片在叙事上使用了闪回来设置悬念，人物也被安排了一些犹疑的时刻，但总体来讲，人物塑造还是显得过于黑白分明，对于人物性格层次的展现也相对比较简单。

于我来说，《怒火·重案》带来了一种怀旧的观影体验。一方面，影片在对双雄模式、兄弟情谊、警察“黑化”、电车悖论等经典元素的使用方面没有得到深化和拓展，故事总有似曾相识之感；同时，影片中故事的发生时间不够明确，从警察破案的角度来看，影片并没有使用任何现代刑侦手段，也没有呈现出当下的司法环境。影片中我看到有两处对现代科技的运用——一处是甄子丹扮演的张崇邦只身前往茶果岭时顺手用手机拍下吸毒，另一处是谢霆锋扮演的邱刚敖来报案时的审讯室（张崇邦还把摄像头打翻了）——但两处现代科技均未对影片的叙事产生影响，警察与匪徒的追逃逻辑仍然与1990年代电影中的相类似。

但另一方面，这部硬桥硬马的动作大片的确唤起了许多观众被香港电影填充的青春回忆。甄子丹、谢霆锋、吕良伟、任达华这些经典港片中的面孔与尖沙咀的北京道、坍塌的圣母雕像以及其它熟悉的元素一起，都将我拉回到3元钱租两张香港电影VCD快乐一下午的少年暑假时光。《怒火·重案》在大银幕上复现了香港电影的光辉时刻，让有着纯正港味的香港电影又回到了我们的视野之中。

与《怒火·重案》相比，《盛夏未来》有着清晰的本土意识与当下特征，但这么说只是做描述用，并不涉及两部影片的价值判断。台湾导演陈正道自“北上”拍片之后，明确地选择了大陆的审美趣味，不仅影片都在大陆取景，使用的演员也大多都是大陆演员。《盛夏未来》这部影片同样如此，除了演员与取景地之外，诸多情节如陈辰的父母为了孩子高考隐瞒离婚、在学校附近租房等等，都涉及到了当下中国大陆的社会议题。

作为一部青春片，影片对时代特征的还原颇为准确。开场的竖屏抖音视频提示了新的媒介环境，而微信、抖音这些新的社交媒体在影片中不仅作为道具出现，更是起到了推动叙事的作用——陈辰发现母亲的秘密来自微信、陈辰与郑宇星的“恋爱”、“私奔”都由抖音“昭告天下”。Siri、电子音乐、蓝牙耳机等这些由新技术带来的新形态，也成为新时代少年沟通交流、辨认自身、寻找同类的显性标识。

影片遵循了青春本身的逻辑，没有宏大叙事和刻板说教，通过呈现大量将生活细节仪式化的情绪性段落，从而探寻成长面临的烦恼以及情感萌动的纠葛。始终未出声也未露面的MING，作为郑宇星情感投射的对象/镜像，对TA的读解可以是多义的，这种模糊化的处理本身也与青春期少年的自我识别相一致。

即使这样一部充满“Z世代”特征的影片同样也可以是怀旧的。导演虽然在片名和选曲方面对他的前作进行了呼应，但我认为这部影片更多致敬的是新世纪初期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台湾青春片《蓝色大门》。游泳池、交换秘密、母女关系、结尾的三年约定……尤其是对于亲吻的使用，影片的许多时刻都形成了与《蓝色大门》的互文。

还有一点不应忽视，本片中母亲的扮演者郝蕾，她曾经是中国内地青春叙事中的重要形象。在这部影片中，过去倔强的少女成长为母亲，此一关照也形成了对内地青春影视剧的回响。

影评人王小鲁不久前提到了“文本主义社会”这一概念，认为当下的各类文本在文本世界里实践着互文演绎。今天谈到的这两部影片依然如此，它们也是在有意无意间受到了“前文本”的影响。事实上在“文本丛林”中，不仅影片本身彼此交织浸染，我们的生命经验也与看过、听过的文本不可分割，这些来自香港、台湾的文本同样唤起了我们的怀旧与青春，它们与现实生活共同构成我们的感性生命。所以说，电影真的与生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