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生活中的节奏加快与社会竞争的加强，各种艺术班、考试班的学习任务比起之前愈发繁重，通过提高分数让孩子未来物质生活得到改善的观念盛行在学生与家长中。思想教育与美学教育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却越来越被忽视。与此同时，红色电影作为电影市场中一种特殊的电影类型，也伴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与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兴起，面临着尴尬的境地。无论社会怎样发展，时代思想怎样变化，红色电影传承和弘扬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和奋斗精神一直没有变化。红色文化作为中国民族电影美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也将成为当下培育青少年观众美学观念，提高成年观众审美修养的重要渠道。

一、经典红色电影发挥出的美育启蒙功能

百年之前，民国最重要的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之一蔡元培先生在吸取西方美学体系与教育学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美育兴国”的理念。蔡元培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在蔡元培先生的设想中，美学教育的终极使命是人人能兼具感性和理性，成为人格完整、精神自由、人生幸福的人；而在元培先生以兼容并包，融合中西的思想创造出当代的美育体系之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在马克思思想的传播与接受下应运而生，开启了百年前“红色中国”的光辉道路。如今，美学教育仍然具有引导人们在超越功利，体验美感生活，提升人生品味的重要作用；而以红色电影为代表的中国主旋律电影也在构建美育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育不等于美术教育，也不等于学科化的艺术技法教育，美育与现实生活有关，与每个普通人息息相关。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从视听感官的探索开始开启每个普通观众对内心感悟的开掘，从而在灵性的感动间提升感受与感动的能力。中国的红色电影一方面吸纳了中国戏曲与中国传统通俗文学中对社会重大题材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内在具备了革命及建设时期社会宣传功能的要求，因此兼具宏大题材的精神性与通俗叙事题材的审美性。这使得红色电影作为一种既有官方性质又有民间性质，既有精神特性又有审美追求的艺术形式，在中国电影史与民众的启蒙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形成结合西方先进思想、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前，中国社会还流行着封建时代残余的思想糟粕，此时电影作为一种普通市民可以负担的、价格低廉的娱乐产品自然具有净化情感、陶冶情操的作用。

从左翼电影联盟开始，设计一套激发普通民众观察美、发现美、感受美的艺术系统，同时对民众进行思想艺术与民族意识启蒙成为中国电影创作者们面临的首要任务。从兼富青春气息与时代使命感的《大路》、《桃李劫》、《毕业歌》到建国后赞美革命偶像的《刘胡兰》、《上甘岭》、《董存瑞》，这些红色作品在情节基本构架上结合了历史事实与历史典型，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英雄的历史形象呈现为其基本叙事目标，并以一种大气磅礴、无畏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观众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样的叙事目的在客观上对电影的类型与形式上具有内在要求，影片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歌颂方式呈现出这一时期经典红色电影的典型特征，影响了之后一系列的主旋律电影和电视剧创作。在黑格尔看来，时代的艰苦会使人对琐碎的日常生活失去审美的兴趣，现实中的利益争斗会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但会有一种令人超越利害关系，重新回到精神层面的崇高目标“使人不能自制，失去惯性平衡和日常中的平凡状态，转入难以控制的新状态——所有这一切当然应该是任何能打动我们的艺术产生感染作用的条件。”在经典红色电影对革命的号召下，中国不同地区、怀有不同观念的人们超越了世俗生活中实用的利害关系，在观看电影时被浑然忘我的牺牲精神中所感动，暂时回到了人的本真状态中。这样的经典电影作品不仅作为战时的政治宣传品发挥出号召后方民众支援正义一方的作用，也在深刻的历史意蕴中照亮了人生活的本真状态。

二、主旋律“大片”美育功能的构建

从“十七年”电影开始，建国以前的红色电影素材在官方的“调用”下产生出《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等“革命样板戏”，被奉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文化革命的典范，从而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政治意义。这一阶段的“样板戏”比起“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通俗故事更加注重与民间文艺相对立的革命文艺路线，在大量艺术研究者与表演者的努力下，为红色电影此后的发展累积了一定的成功与经验。这一时期的红色电影在充满革命激情的主旋律基调中高歌猛进，却也违背了部分艺术规律，出现了一系列“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与脱离历史实际的故事逻辑。改革开放后，在全球化形势下孕育时代新人，以教育为社会提供时代所需的人才成为教育的主要呼声，以全面的教育体系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满足国家发展与国际竞争的需求成为教育体系内的新呼声。中华民族呼唤着一大批杰出的、有人文情怀的、有国际水准的人才，而这正离不开美育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随着历史的进步与思想的解放，经典党史电影的写作方式与观众期待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曾在“十七年”电影时期号召个人为国家、为集体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逐渐陷入一种脱离现实的处境，主旋律影片也一度被视为“高大全”人物与“假大空”故事的结合陷入无人观看的尴尬境地，在市场化进程中被更加具有观赏性的红色“大片”所取代。在90年代，我国红色电影谱系中陆续出现了集体创作、多部连续的“大题材大片”现象，其中的主要作品有《大决战》三部曲、《大转折》两部曲、《大进军》四部曲等，这些电影耗资巨大，集结了多个电影制片厂的核心力量，围绕着某一重大特定历史事件展开，在电影形式上以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与全景式的阵营对抗为特征。中国电影创作者在拍摄这些电影时，不仅要发挥海纳百川的气度，与时俱进，在吸纳了美国好莱坞战争片经验基础上，将我国历史深刻而丰富的艺术内涵、丰富的民族精神与中国民族电影的发展紧密结合，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旋律电影美学之路。

其中，《大决战》三部曲讲述了解放战争中三次决定性伟大战役，前两部以雄浑壮烈的战争场景见长，机枪轰鸣中血染战场的镜头悲壮豪迈、动人心魄；后一部则深入国共双方将领的心态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刻画，围绕和平解放北平前后千丝万缕的势力斗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大转折》两部曲则围绕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南渡黄河、鏖战鲁西南、挺进大别山的历史事件展开，剧中同样充满两大阵营的相遇鏖战的场面，并由战斗引起对历史动力的复杂探索；在描绘毛泽东、刘伯承、邓小平等历史人物的姿态动作、形貌、神情等方面时，通过透视、色彩、照明等手段，造成视觉上的宏大感和诗意效果，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大进军》四部曲同样全景式地描绘了中央常委与军委负责人征战西北、西南、横扫南线、解放沪宁杭的历史征程。无论是长镜头中毛泽东登上山坡俯瞰黄河奔流，还是苍凉雄浑的笔调下西北彭德怀在西北戈壁上横刀立马傲视群雄，抑或邓小平与刘伯承在千年历史的古道边目送骏马飞驰远去，都充满特别的革命浪漫主义诗意。这些场景充斥着生命的活力与革命胜利的愉悦之情，唤起完整单纯和谐的审美体验，在形式上却又十分单纯和谐。在中国市场开放之初，消费主义浪潮与庸俗文化的大规模的入侵，都挤压着中国国民的心灵世界。这些优秀的红色电影以充满浪漫与宏大特征的伟大史实场面、历史群像塑造与悲歌慷慨的历史感叹成为观众面对市场大潮压迫时难能可贵的精神之源。

三、当下红色电影中美育功能的构建

在将近百年的发展及与国外多元思潮的融合后，红色电影在当下具有更加丰富的历史内涵，对美育的功能也更加明显。在物质资源日益丰沛、精神空洞愈发扩大的现代社会，审美能力与革命精神都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1921》、《革命者》等新一批红色电影陆续与观众见面。这批影片在描述基本历史史实之外，令历史场景成为丰富而生动的电影素材，将观众的精神王国引向了充满诗意的崇高美学境界。例如《1921》首次以中国共产党先驱李达与王会悟为主要视角来展开故事，充满新鲜感。李达夫妇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的革命先驱，在影片中与其他参与中共一大的各地代表一起以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形象出场，这样的角色为深刻的历史叙事带来了自然的生命里与丰富性；李达与王会悟夫妇在片中作为一对新婚夫妇，一边努力生活，一边组织筹备党代表的第一次会议，也使得中共一大这一历史事件充满了温暖人心的情感色彩。夫妇二人日常中诸多的相处片段都可以给观众带来很多日常生活中的美好感觉，令影片呈现出纪实故事片般的现实质感。

黑格尔在构建其美学体系时谈到具有学术含金量的“艺术历史”即“艺术史”，并提出了艺术与历史价值的联系；而恩格斯曾经在论述黑格尔的《美学》时提到了“宏伟的历史观”的概念，从而将“历史”与“美学”作为同构体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据：“这种评价，如果是用全副心灵和感觉形成的，如果又有历史的知识可为佐证，就是彻底了解艺术作品个性的唯一途径。”当下时代的美育对个人来说，不仅关系到感受生活的能力，也关系到理解历史，感受现实的能力。“原子化”的生存状态令现代人身处同质化的生活状态中，接受过良好的美学教育，也就拥有了发掘美好的心灵；而接受过完整的历史教育与历史观念，则对完善性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美育不等同于精致和奢侈，它不是精英阶层的专属，而是一种适用于每个人的普世心灵提升，它指引现代人从忙碌的生活中感受到更富情趣的人生和更高的精神境界。

（刘清华，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新媒体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