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我的父亲焦裕禄》（下称《焦》）几乎是悄然地开始了放映，排片少，影厅大多偏远，宣发声音小，于是有必要介绍一下笔者看片的情形。我购买了周六10点20分北京首都电影院的影票，影城位于中心城区最热闹繁华的地方之一西单大悦城。商城10点开门，顾客排队完成检疫手续，我进门后乘直梯到10层，在取票机打印出票，检票坐下，映前广告片已经开始由当红流量明星推销高端冰激凌了。小厅可容百人，那场只有我一名观众。一边调匀呼吸，一边调整心情，因为我即将观看的故事和人物，和影厅外的热闹、和广告里的奢华，都过于遥远，以至于显得陌生、隔膜。

1990年，影片《焦裕禄》上映的时候，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观影热潮。观众再次被焦裕禄的人格精神所感动，他们也缅怀那个虽然艰辛困难、却充满斗争豪情的年代。也正因此，当群众注意到，为数不少的公职人员竟然是乘坐公车去影院看《焦裕禄》，他们很自然地发出了对这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习气的质疑和批评。当年围绕那部影片热烈讨论的声音，再次回应和阐发了焦裕禄同志终其一生的信仰与情怀。

世异时移，中国国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兰考在内的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发达地区已经可以比肩世界一流都会，人们的生活方式不知不觉间已经迈入数字化时代，其中日常文化生活的部分多是以消费娱乐的心态和模式完成。这样的氛围下，还有谁会主动把过往的贫穷、苦难放入口中细细咀嚼——如影片里焦裕禄舔舐盐碱浸透的土壤那般？

焦裕禄等英模的后人可能是最不能遗忘那段过去的人。对于他们，父辈不只是无私、高尚、奉献、牺牲等美德的化身，也不只是投身革命建设事业的主体。父亲这一形象出现的位置、带来的味道和温度，构成了他们不可磨灭、且非常个人化的私密记忆。同时，又伴随着少年心理特有的不解、不满甚至质问：我的父亲，为什么会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注到对并非亲人的他人的爱、对并非家乡的异乡的爱？

后人的视角，为我们带来一次与1990年影片不同的叙述视角；他们的质疑，在所有怀疑不解中无疑最有资格发出。因此，《焦》的叙述先天地承担着回应历史虚无主义声音的任务，它必须给出令当下的大众不容怀疑的伦理学依据，并在父辈的行为里发现无法否认的心理逻辑。

当范元导演来到焦裕禄家乡的故居，在炕边站立十分钟之后，他找到了答案的线索。影片里，焦裕禄最后一次返乡陪老母过年，也是最后一次感受一家团圆之乐。他陪老母亲去看了淄博地方五音戏《岳母刺字》，离家前最后一夜，又陪老母亲在童年睡过的炕上谈心。“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人好，星就亮，母子这最质朴的对话，即使康德听到也会深深颔首罢。山东是孔孟之乡，也是近现代革命的老区。儒家的伦理学在中国民间的传承，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前者的现代化，后者的本土化，两者的扬弃融合，等等这些，既是极其重大的命题和课题，也化为一位共产党人极为细微的生活与感性存在。

主演郭晓冬作为更年轻一代，要走进焦裕禄世界难度更大，要说服自己的地方也更多。为了接近人物和历史，他主动挨饿，用过量的俯卧撑来获得病重虚弱的状态。但他还觉得不够，他要首先把自己变成更有深度的质疑者，然后再回答自己。1990年，李雪健可以很自然地对着老乡说出“我是您儿子”，这句台词并未让观众感到不合适，那是那个时代人们对焦的想象。郭不想简单重复这一金句。片中这一表达结合了一个新的典型情景：大雨夜，村庄内涝，房屋不断出现坍塌，焦裕禄冒着危险涉水从土炕上救出一老一幼。老人问他是谁，郭晓冬答道：“您就当我是您儿子。”这句新台词好就好在，它是当代人思维情感的逻辑和表达，刻画出一个更有现代意味的焦裕禄艺术形象（而不是考据的或口号式的）。同样，当焦裕禄为了返乡的路费不得不从单位借钱时，郭把台词说得在平静下掩盖着难堪与痛苦，以至于终于说完后，不自觉地吁了一口气。在焦裕禄去世前与同志、子女和爱人作别的三场戏里，郭也仿佛倾吐出焦平日不曾流露的心声。藉此，他成功地把我们和先人的视角差缩小了。

在塑造焦裕禄人格的过程中，如果只是一味正向用力，那不但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艺术规律。焦书记被举报蒙冤，就成了影片里分量很足的一笔。观众应该会发觉，那个年代，有关县委书记奢侈腐败生活最极端的想象，举办者和老农民其实差不多，前者认为是鸡鸭鱼肉，后者认为是用半碗香油拌咸菜。原本应该愤懑的地方，忽然出现了滑稽——惟其令人哭笑不得，才更滑稽。

《焦》的叙事，越到后边越好。这也符合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规律：创作者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接近那无比庞大、无比复杂、无比深邃的真实世界，而这需要一个一般而言极其漫长的过程。在今天的电影生产模式下，这很难达成。正因如此，《焦》后半部所达到的精度和深度，难能可贵，以至于在影片完成一段时间后，郭接受采访时仍然时时哽咽，眼中常含泪水。

片中安排焦裕禄全家拍了一张合影，实际上，焦家的全家福里并没有焦裕禄。焦的女儿焦守云（本片总监制）在这一幕拍摄现场，她看着这个虚构的情景，开心地笑，又红了眼眶。艺术是理想型，当然不会妨碍现实里遗憾的存在；然而，正如亚里士多德曾指出的，理想化、呈现可然律存在的艺术，才更好地呈现着这个世界，以及人之为人的本质。

影片值得认真观看和思量的点还有许多。如关于饥饿史的呈现，如焦在洛阳时对“右派”技术员的信任和重用，如他在兰考对民间智慧的发掘，这都可以提升到实事求是、尊重知识等政策命题的高度。而他和女儿一起卖咸菜的过程，和当下教育子女的社会问题也不无勾连。一旦我们把这些抽离出来论说，则我们就把艺术的工作置换成了宣传教育课的PPT，也就是说，即将走向一本正经的教条了。幸运的是，高满堂、李唯两位编剧，导演范元，主演郭晓冬、丁柳元等，用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对艺术的把握、对美感的营造，使得这部影片始终聚焦于故事、性格和感性。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实在需要这样的团队，以今人的诚意连接前人的血脉。

也有些许遗憾，在一些着力动情的场景里，剧情片的文艺味仍显过浓。局部的生硬也有，如苏联专家的部分。但无论如何，影片所具备的道德勇气已足以令人钦服。它和5月上映的《柳青》，不约而同地书写了新中国心灵史的一个篇章。这个7月里，欢庆固然是纪念，回顾也同样极具价值。

最后还想告诉读者和观众的是：片尾插曲太好了！与之相比，现在很多电影插曲何其花哨无当！它本身就是一次出自孩子的讲述和怀念，孩子的声音里含着泪，却又骄傲着，于是把家人的情感升华为更多人对崇高的认同。影厅灯已亮起，门已敞开，时空隧道的两端，真的并不遥远。

（该片创作经过见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中国文艺报道》2021年7月26日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