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电影院之前，还是有些犯嘀咕，这《1921》该怎么拍？且不说这一题材下稍通历史的国人皆不陌生，而相关的文字和影像资料又浩如烟海，想讲出一个焕然一新的好故事，何其难也。单说影视，重心放在建党这一块的，近年里珠玉在前者，就有《建党伟业》、《开天辟地》、《觉醒年代》等。既要坚守主旋律，又能与这些作品有所区分并独树一帜，这“杨柳枝”究竟该如何新翻呢？

整部电影看下来，疑惑和担忧一点点放下。总体上，我认为这是一部完成度颇高的影片。

建党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1921年也不是一个可以断章取义的年份。正因为承上启下，电影必须把作为“周边”的“上”与“下”解决好。但一部电影的时长有限，要在极其有限的篇幅内做好前后呼应，形式与结构必须匠心独具。“上”者，影片以黑白影像交代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水深火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一直到“五四”救亡图存的努力，山河破碎民生维艰而群情激奋。风雨飘摇之际，进入了彩色的建党前夕的1920年：希望开启了，时间也开始了。

1921年建党的主体故事结束后，剩下的问题是，参与建党的相关人物，其后的命运是否要交代？就影片的完整性而言，完全可以到此为止，但鉴于建党这一事件的重大影响，交代了似更完备。那么如何交代？坦率地说，以罗列的方式一一呈现他们的最后的人生，失之单调，但回顾主体故事中的一些穿插与闪回，比如留法学生的讨论等，以及1920年之前的黑白影像与相关说明，似乎又是对这种拼贴式的处理有所呼应，在结构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平衡。

尽管电影多处以散点推进故事，但主要的视角还是相对稳定，即李达和王会悟夫妇。他们的新婚之家是建党的“大本营”，五湖四海的共产党人会聚到他们上海的家中，暴露以后，会议地点又经由王会悟建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他们俩是运筹中共一大的主线人物之一。正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以营盘为叙事之纲最为稳妥，纲举而目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李达肯定不是最重要的人物，但影片没有追逐个人展开影片，正是考虑到了叙事根基和故事展开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也因为有着“铁打的营盘”，影片在大量使用闪回、拼贴的蒙太奇时，才避免了支离破碎之感。

《1921》是一部事关大历史的主旋律影片，其定位决定了它首先要解决“宏大”的问题：作为历史褃节的建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就历史本身和当下语境而言，对《1921》来说，这个任务不难。即使不作相关铺垫和宏大的论述，在欢庆建党100周年的浓郁氛围中，观众理解和接受起来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因此对《1921》来说，更重要的可能却是解决好“小”的问题。何为小问题？就是细节问题、日常生活问题、活生生的每个个人的问题。

一部作品能否立得起来，四梁八柱其实在细节。好作品从来细节也必过硬。时日迁延，一部作品故事讲了什么，主旨为何，我们可能都会忘记，但动人的细节会留下来；只要这些动人的、有表现力的细节留下来，作品也就留下了。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中心思想是什么，可能在告别中学课堂多年后，我们都原封不动地还给语文老师了，但我们依然记得孔乙己长衫破旧，“鹤立鸡群”地立在一群短衣帮中；记得他在咸亨酒店的柜台上“排出九文大钱”；记得说到“茴”字时，两眼放光，“茴字有四种写法”。这些细节在，《孔乙己》就在；这些细节留下了，《孔乙己》就留下了。分散在作品各处的有效细节，就这样充当了四梁八柱，把一部作品撑起来了。它们让这部作品可感、可亲、可理解、可记忆、可传诵。《1921》中最动人、最可回味的，也正是这样一些细节。

李达婚前理了平头，大有去发明志之意；他匆忙赶往印厂，坚持把“百姓”一词改为“人民”，在他看来，“人民”意义重大；他与邻居的大眼睛女孩多次对视交流，以至影片回到当下时间中，一个同一长相的小姑娘出现在镜头里，亦真亦幻，让他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呼之欲出；通宵写作之后，他清晨赤脚爬上屋顶，面对朝阳四肢舒展大声呼吸，此情此景，正是一个高度关切苦难中国的现实主义者，对革命的自信和对新中国建立的浪漫主义向往。

青年毛泽东的好细节也很多。穿中式对襟的毛泽东硬被套上西装，表现出某种不自然，象征意味不言自明，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才有希望。另有一段，毛泽东想和唱着《马赛曲》的法国人进入上海法租界复兴公园，但被拦在了门外，愤懑的他选择在焰火和霓虹闪烁的大上海一路奔跑。这奔跑与他少年时代的叛逆、奔跑、求索重叠交错：从历史中跑来，跑到了建党这一年的上海，同时也跑向了革命和新生的未来。这一细节，把一个根植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领跑者形象，高度凝练地塑造了出来。

在会议讨论中，大家都将革命的宝押到工人阶级身上时，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发出疑问：“农民呢？”这三个字瞬间即逝，一不经心就容易被忽略掉，但恰恰是这个微弱的疑问改变了中国。正是这个提问者坚持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最终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当然，观众肯定也不会忘记王会悟为租住博文女校的宿舍，学习撒谎的那一段。这一处看似闲笔，在别的影片里可能不一定保留，但《1921》留了下来，成了革命人光辉的一笔。类似的闲笔，还有何叔衡与毛泽东准备启程赴上海时，面对毛泽东与杨开慧依依不舍的深情，何叔衡接着伞尖流下的雨水，宽慰一对有情人：不着急。所有这些细节，把传说中的革命前辈拉回到活生生、可触可感、有情有义的人的位置上，其实是件好事。即便是革命先辈，看得见他们如常人般的喜怒哀乐，才更让人肃然起敬。

鲜活的人物立起来了，历史现场才能得以真切地还原。人物立不起来，那人物就只能是提线木偶，成为一个个抽象的符号；那个历史现场，也不过是一个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过去的”位置而已。

事实也如此，真正能深入人心的大历史，往往都是个体生命展示出来的。只有当它与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及其日常生活血肉相连时，或者说，只有当个体生命有效地参与进大历史时，那个大历史才是真正成立和有意义的。

也正是这个意义上，在表现主旋律的大历史的文艺作品中，我们才如此看重那些既日常又具象征意味的独特细节。它们的丰富与饱满与否，几乎可以作为衡量一部作品优劣的最重要指标。由是观之，《1921》是一部经得起推敲的影片。

（作者系《人民文学》副主编、茅盾文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