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流量明星的犯罪事实昭彰而粉丝们叫嚷着比试人数多少要去“劫狱”，好像还不是开玩笑，但真的是让我们瞠目结舌了一次，这是要有多大的胡思乱想才能够想得出来的一招。但是，想一想最近接二连三地发生流量明星们的出事，又不由得不认真地想想这些孩子今天正在发生的认知状况和精神状况。

大凡一个时代总是大人们首先思想混乱才会有孩子们的思想混乱的，因为思想混乱不管是哪一个年龄段上出现的，首先都会是意识形态在塑造一代代人们的精神世界，时代的精神世界混乱，才有人们的意识观念的混乱。

流量明星的“流量”二字最能够说明问题，因为流量就是说社会的风气和习惯早已打开价值观之门，使得某一种价值观最大可能地征服着人们，从而为流量铺平着传播的道路。

回到这些出事的流量明星，我们当然看得到他们一呼百应的线索。流量不是一呼百应的原因，一呼百应是流量的原因，在所谓流量的流行说法或者说是网络语言之前，粉丝是比较普遍的用语，而粉丝现象就是一种社交生活。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流量明星们的流量正是社会一种已经广泛的社交现象。

产生社交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们的认知当中出现了话题，在社交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一呼百应，也于是产生了匪夷所思的流量。

人们的认知为什么会出现话题呢？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人们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群体成员，“群”文化不是过去经常讨论的亚文化，亚文化产生于也生长于主流文化的局部与边缘，但是它作为自生长的文化，圈子的意义十分明显。而“群”文化不同，群文化有着远较于亚文化稀松的文化纽带，因此它不以圈子的方式活跃，但是却以“集群”的方式，它需要不断地集群以获得养分。

亚文化有着工业时代的很多影子，但“集群”是互联网时代的生活形态。这个时代是去中心化的，去中心化之后，一个现象所以能够越滚越大，就是因为它能够在互联网的联系下不断地“集群”，不断地用传播的方式去集群。集群也是纠合在一起的，成为同一个方向的前进。

这就是流量，就是既脱离社会中心意识形态也能够滚动着形成巨大集群的“群文化”现象。他们依旧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依旧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种价值观和世界观不一定标以物质主义的旗帜，反而却是以某种精神现象为标榜的。

认知才是最重要的精神生活，也是最风卷残云的精神现象。我们反复研究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忽略了互联网时代的一切现象有着不同于前互联网时代的同样现象的差别。今天中国社会的“中等收入陷阱”很重要的一个变数就是在互联网时代认知的飞快同频传播，它很适合于中等收入的广大阶层，包括他们的家庭和所有年轻集群。

对于社会认知、文化认知、价值认知等等，“陷阱”的意义被互联网放大了，“倾向”变成了大数据的趋势。这是值得关注与深入研究的。我们不理解这种现象，首先便是没有将这种精神生活现象从认知角度去理解，不尊重人的认知的存在。

比如COSPLAY现象，一些家长们反对它，主要就是以它们离开了甚至背离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COSPLAY当中利用服装、小饰品、道具以及化妆来扮演孩子自己喜欢的小说、动漫、游戏中的角色本质上就是一种认知的外射，而人的认知是不能不在一个范围当中传播的，不传播的就不叫人的认知，认知是社会生活的信息现象，不传播就不是信息，不是信息就不是认知。

而认知恰恰就是精神现象。我们没有理解，第二就是对将这种精神生活信息化地传播融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的本质完全不理解。直到今天还有人在嘲笑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认为国家是在打击互联网，如此真的是愚昧到家了。

我们可以不赞成某一种精神生活，不赞成某一种群文化，但是脱离时代的人只有被抛弃回到保守的残败的“旧世界”，应该警惕的首先是今天社会当中这种愚蠢的反智的和失智的行为。流量生活鱼龙混杂，主旋律传播同样不会舍弃流量。

我们还有第三种不理解，即如何做到容许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引导主流价值观如何相互统一。即使存在着诸如最近出现的流量明星出事的状况，也不用大惊小怪，不必以审判与剿杀的态度对待之，尤其当中以很年轻的群体为主要存在的追星现象。二十年前就有一个作家叫刘墉的，写过一部书《因为年轻所以流浪》，是啊，因为年轻所以让灵魂去漂泊。这就是年轻的权利，是认知的权利。

年轻就可以犯错误，但是年轻更需要学习变得成熟，因为成熟才能够不会犯损害社会的错误。这是事情的一体两面。所以我们作为成人的，作为主导社会存在的，作为管理机构的，才应该争取理解年轻，与年轻人沟通，知道年轻人的认知和社会的潮流以及如何疏导。

在年轻人成长的阶段中，唯有肮脏的意识必须杜绝和纠正，什么是肮脏的意识，两个字判断：是非。作为人类，对于生存的辨识在于安危的判断；但对于整体的生存的认知，就是社会价值观，所谓整体，就是社会、人群、国家、人类，而社会价值观就是“是非”。

国家社会的引导和疏导不是别的，正是不断地对于全体成员进行是非的教育，进行是非标准的传播，进行是非价值观的讨论。“是非”标准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在作自身设计的时候首先要传输到每一个社会的组织角落的，要如同神经反应一样到达每一处神经末梢的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

从这个角度看待流量明星事件，我们就可以知道，问题其实不是出在是否流量上面，而是出在“是非”意识的长时间缺位上，不是在一个群当中缺位，而是在社会的很多方面缺位。这才是结论。

在互联网的多元化时代如何进行价值观管理比任何社会设计都更重要，也更迫切。我们这个社会今天建立在群跟群的互联上，群跟群之间谈不上什么是中心，但是“连接”作为核心概念大有讲究。“连接”对于群跟群而言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认知，使用共同的这种基本的认知，我们就必定达至“是非”二字。它是概念，但是它首先是社会这个大群的连接所在。

一个社会不会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不会是因为技术进步而出现的，而是因为人们有着是非的认知而作出政治的安排而出现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的最高体现是国家，因此，国家是是非标准的第一责任人。让违反是非标准的现象泛滥而坐大是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管理部门的严重失职。

而建设这个共同的国家，首先要责成于政府的，便是随时地明辨是非，激浊扬清，让社会意识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是非标准在一个国家中永远具有最大的流量，因为大是大非是社会正常生活的底线，是我们最大的群的共同价值所在。

近期冒出来的“流量明星事件”中我们所知道的，便是这些错误甚至罪行就是越过了底线的，就是用是非标准一望而知，用正常的认知一目了然的。针对几个流量明星的事件处理，法制的审判是需要的，但是是非的审判，道德的审判还是缺位，这种现象比之事件本身更令人失望。

难道我们整天就应该在那里堵塞漏洞吗？社会就在那里总是消费这些“八卦”吗？更大的流量明星出事能够无法遏制吗？作为社会是非标杆的认知流量就永远被裹挟吗？在那些流量后面的资本还在收割它们的商业吗？我们的社会是非标准其实不是人性与正义，而是金钱和流量吗？

我们愿意将结论留给大家讨论，关于上述当代生活的互联网特性，以及对于流量的客观考察与分析，关于传播学与社会受众的科学态度，关于社会的社交与群的文化引导，特别是非的讨论，目前都存在在大转型的时代人们作壁上观的自由主义态度，对于我们的国家，这是特别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