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即将排映罗马尼亚导演卡他林·罗塔鲁（Catalin Rotaru）2018年拍摄的长片处女作《医者仁心》，这不啻是值得影迷们兴奋的消息，它意味着久负盛名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很快将登上国内艺术院线的银幕。

与当年戈达尔们在法国被命名的经历类似，“罗马尼亚新浪潮”是由电影节评委和媒体影评人共同加冕的“名号”，它指代着这样一个现象，之前默默无闻的罗马尼亚电影自2004年以来成为了国际电影节上的“暴发户”，克里斯提·普优（《无医可靠》）、克里斯蒂安·蒙吉（《四月、三周、两天》）、 波蓝波宇（《布加勒斯特东12:08》）、克里斯蒂安·内梅斯库（《加州梦想》）等新生代电影人不断涌现，并持续在欧洲各大电影节收获着各种重要奖项。

“新浪潮”并不是有着明确的宣言和计划的电影运动，捧回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克里斯蒂安·蒙吉就认为，是一群“趣味和愿望相近”的年轻人，尝试着拍出更接近当下的生活节奏、看上去“更真实”的电影。改变现实的力量必然会作用于表达现实的电影。上世纪80年代末改变了罗马尼亚政治制度的“东欧剧变”，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为今天的“新浪潮”塑了形。在国有制片体制被摧毁的产业“废墟”之上，依靠政府基金扶持的低成本预算拍片，催生了青年导演们一致的现实主义/极简主义美学风格；“剧变”之前的社会主义历史，或隐或现，一直存在于“新浪潮”的叙事之中，从直接的揭露清算，到作为现实背景的批判性反思，对那段历史态度的微妙变化，尤其是揭示其中“与官方叙述不同的面向”，建构出了一种意味悠长的，关于自身历史与现实的新表述。

《医者仁心》对中国观众具有相当的亲和力。它和近年来国内大热的职业剧《医者仁心》,电影《我不是药神》、《送你一朵小红花》、《滚蛋吧!肿瘤君》等影视作品一样，在医院这个特殊的环境里，聚焦于医/患、生/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如果说《我不是药神》等影片，是以类型叙事的方式，以“向死而生”的故事赞美着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话；《医者仁心》的情绪要低沉一些，它讲述了一起医院中本不应该发生的医疗事故。布加勒斯特的儿科医生巴德亚博士完成了一台手术，因为医院购买和使用不合格消毒剂，本应康复的小患者被细菌感染身亡，出于医生的职业道德，巴德亚要将伪劣产品逐出医院，却遭到了一连串的困境，最终屈从于现状。影片中实际设置了双重的“死亡”，患者肉体的死亡和巴德亚职业道德的死亡，信奉救死扶伤的医生为何成了默许杀人的帮凶？通过这个“向生而死”的故事，影片讨论了罗马尼亚现实的社会问题。

应该说影片本来的直译名《不可杀人》（《Sa nu ucizi》）更具有冲击力，这是医生起码的职业道德，也是基督教世界中的“戒条”，它规定着人与人相处的世界中最基本的关系，或者说，就是社会的公共道德，是所有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影片在长达一百五十多分钟的时间里，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以类似“生活流”的叙事，再现了富于道德感的主人公如何在一个不道德的社会里处处碰壁的过程，并由此展现出诸多的现实社会面向。《医者仁心》尖锐的批判性就表现在，一个医生职业道德的消亡史，其实是一个社会公共道德的消亡史。

影片中现实社会的不道德之处就在于，它无法实现个体/阶层之间有意义的对话，而不经过对话，就无法实现信息的传递和共识的达成。巴德亚在与每个人的对话中，都存在着不同的“错位”关系，要么被突然的打断、或者是教授的不由分说、或者是管理者的偷换概念（医院经理对他的提问，就是无法回答的悖论“电车难题”），在一次次徒劳的自说自话之后，巴德亚哭笑交织，背得烂熟的陈述词再也说不出口。也是这一刻，他一直固守/笃信的职业身份/道德价值开始崩塌和质疑。价值标准的混乱、道德规范的失序和人生意义的迷失，卡他林·罗塔鲁借巴德亚描绘了一张“现代性”带来的社会危机图，它是罗马尼亚现实社会的隐喻，在经历了血腥和暴力“剧变”的之后，这个国家并没有像曾经被许诺的那样，变成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而“剧变”之前的历史，成为了现实社会“隐匿”的参照物，它浮现在医院同事伊莱的话语中，当被质问为什么面对“恶行”要缄默不语，伊莱承认，自己没有切·格瓦拉的精神。

2005年克里斯提·普优导演《无医可靠》轰动了戛纳，他那种全新的电影语言，包括手持摄影、长镜头、自然光、“一天一夜”的集中叙事以及生活化的台词和表演等，成为了“新浪潮”电影拍摄的“语法”。《医者仁心》也延续了这种现实主义/极简主义的镜头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现实主义的镜语并不意味着冗长和拖沓，现实主义并不排斥戏剧性的冲突，无非是表现冲突所遵守的是现实逻辑，对能接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的观众而言，《医者仁心》没有设置更高的观影门槛。

手持摄影也并不意味着粗糙，对场面调度精准的掌控，是本片的又一亮点，无论是巴德亚所处环境的逼仄，还是移动长镜头之后准确的对焦和蕴意丰富的构图，影片的影像在纪实性和戏剧性之间达成了高超的平衡。

观影的过程难免让人想起80年代的中国电影，也曾以“新民俗”的表达，“铁屋子”的寓言，以自我“东方化”的姿态去博取电影节的关注。“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已经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但在本土市场票房尚不足5%的现实也让人隐忧，依靠国家的扶持能走多远？孱弱的产业能支撑这股浪潮到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