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发生在二战期间的真实事件。导演瓦迪姆·佩尔曼将所有关系集中在纳粹集中营这样的极端环境中，通过对语言的功能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展现出极端环境下人的智慧、战争的残酷和人类永恒的价值。

一、语言的编码与虚伪性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作为能指的语音和作为所指的概念的结合，语音是同所表达的概念相联系而不是同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事物相联系。而语言这样的特质被电影中的犹太人吉尔斯利用，使他成功逃脱了第一次死神对他的追捕。吉尔斯在大车上出于善良将一块面包与一个饥饿的人的波斯语书交换，这一举动也成为他获得活命的资本之一——波斯语书。在这个中转性质的集中营中，德军上尉科赫一直在寻找一位波斯人教他波斯语，吉尔斯被发现后便带到了科赫面前。吉尔斯用编造的波斯语骗过了科赫使他逃脱了死神的追捕，但也给自己的生存设下了巨大的威胁。面对科赫越来越多的词汇需求，吉尔斯在登记犹太人的信息时突获灵感，他用犹太人同胞的名字做词根，编码了一门新的“波斯语”。语言确实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但吉尔斯用自己的方式建立了一门重新编码的共时性语言，这种语言只为他和德军科赫所使用。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分离性使吉尔斯获得了生存的希望。

在纳粹集中营的环境下，语言也出现了虚伪的性质。在德军军队中，每一次下级向上级汇报时都要报告一声“希特勒万岁”。福柯认为，历史是话语的构造，在个别话语的形成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规则来界定这个领域的相应对象，从而建立起基本概念，形成理论框架。在话语即历史所标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在纳粹集中营的环境中，到处都在展示着纳粹的话语权，一句“希特勒万岁”包含了几乎所有关于纳粹意识形态的内容，但其所体现的精神却不并完全被人认可。“希特勒万岁”本来包括着下级对上级从行动到内在精神的绝对服从，但下级士兵在喊出口号后并没有对上级产生绝对服从，甚至还有对上级嘲笑、讽刺成分的存在。

二、空间的生产与身份的认同

福柯认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成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纳粹集中营完全体现出福科理论的公共的与权力的这两个特点，公共生活在犹太人与德军士兵中同样都是存在的，不过两者界限分明。在犹太人的公共生活中，每一个犹太个体都被简化成一个符号。而在德国军队中，公共生活则是在对犹太人集体压制的基础上建立的，也是与权力密切相关的。

但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或权力关系的容器，它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的，又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有物质、精神、社会三种，应将其相互联结起来，这样才能使主体游刃有余于各个空间之间。在纳粹集中营的极端环境中，人的身份是断裂的、片面的，是丧失了其历史性。科赫上尉在参军之前是一名厨师，参军后逐渐与自身身份产生断裂，他成为可以对犹太人的生命具有处置权力的更高级的人种。身份的断裂并没有成为德国军人的直接负担，科赫反而利用自己的权力找到了吉尔斯来学习波斯语，但他的内心深处早已经做好了其他的打算。

在纳粹集中营中，这样的特殊环境中也产生了不同的身份。对吉尔斯来说，平时在厨房里他的身份仍旧暂时活命的卑劣人种。但在空间的转变中，吉尔斯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当他在科赫的办公室时，科赫几乎已经完全把他看成是亦师亦友的存在，甚至两个人还进行了一些精神上的交流。因此在私人空间中，吉尔斯获得了身份上的转变，他和科赫几乎成了两个平等的人，他们之间除了符码性质的“波斯语”外，还产生了一定的精神交流，但这种温情的根基并不牢固，是建立在吉尔斯真的会说波斯语的基础上，显然这种假设是根本不成立的，因此这种温情也带有某种虚假的性质。

电影中，集中营被划分成三种类型的空间，犹太人的、德国军人的以及科赫与吉尔斯的私人空间。犹太人的生存空间是最基本的生存空间。德国军人的生存空间，不仅具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和稳定的物质保障，他们也还在追求精神生活。这两种空间是对立的，却在上尉科赫与假波斯人吉尔斯之间产生了微妙的联结。当科赫在办公室用吉尔斯教他的波斯语符码完成了一首诗，并向吉尔斯朗诵时，窗外的犹太人正在遭受德国士兵残暴的虐打，通过一间窗户将这三种空间联结，使观众能在这一画面中感受到战争的荒谬和强烈的讽刺感。

三、战争的残酷与永恒的人性

战争是人类反思的永恒主题，尤其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更应该成为人类现代性反思的重要内容。这也是瓦迪姆·佩尔曼选择二战为背景题材的原因，只有通过不断地反思才能找到关于正义与真理的答案。

在纳粹集中营中，德国士兵往往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价值，他们抛弃了伦理价值只认可纳粹党意识形态上的标准。纳粹的官僚体系使每一个岗位上的德国士兵都只需对其所承担的部分负责，他们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服从，而服从权威使个体丧失了道德价值感，成了只会执行命令的工具。当行动被例行化时，人类也会丧失道德感，如影片中纳粹的意识形态已深入每个德国士兵，士兵拜耳只是通过对吉尔斯的外在特征就判断其是犹太人，这种对犹太人的偏见来自于整个纳粹德国的宣传，通过对犹太人这一名词概念的规定来约束和实践对犹太人所执行的行为，德国士兵也被教导，不可对其暴力受害者产生任何同情。因此，集中营的景象有多残酷，就可想象整个二战期间犹太人所遭遇的残暴对待。

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仍有闪光的人性存在，这也是人在非理性的战争中对自我主体性的坚持。当吉尔斯第一次有机会从集中营逃跑时，遇到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士兵，他告诉吉尔斯树林前面就是地雷阵，如果是他会选择返回集中营，吉尔斯听从了老人的建议，从死神手中再一次逃脱。除了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在集中营中也有亲情和勇气。集中营中来了一批中转的犹太人，吉尔斯请求科赫让他把食物带回集体宿舍去救一个奄奄一息的聋哑人。吉尔斯的行为使他收获了聋哑人哥哥的信任，最后聋哑人哥哥牺牲自己救了吉尔斯一命。影片中纳粹军官间的勾心斗角与集中营中犹太同胞的真诚信任形成复调的对话模式，导演通过展现不同人群的选择与对话来刻画人性的复杂，将二战中人性的复杂表现得淋漓尽致，总有一些永恒的人性给予我们希望和力量，他们所做的选择便是人的主体性的展现。在选择中体现的主体性是人的价值所在，是自古以来人类所公认的确定的积极的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编导艺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