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片是对本国电影工业各个环节的全面检阅，《峰爆》作为国产灾难片，颇有考察意义，其中既有值得为之鼓掌的敢于争先拓新的勇气，更以实战摸到了仍挡在中国大片发展道路上的“拦路石”，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与借鉴。本文仅从剧作角度切入进行探析。

▶ 问题一

“大片难写在哪？”“公约数VS.差异性”

所谓大片就是必须投放给尽可能多的观众，而为了照顾到尽可能多的观众，就必须追求一个最大公约数，公约数与差异性在本质上是悖反的，你要求公约数就必须要对故事进行普遍化、概念化甚至是抽象化的处理，但故事本身又是在追求差异性、具体性、特殊性，比如爱情片不过男欢女爱你侬我侬，那你创作的是什么，就是找到一个差异性、具体性、个人化的故事。所以，大片难就难在它本身就是在追逐一件南辕北辙的事情，于天然的悖反中创造一种人为的平衡。

▶ 问题二

“中美大片剧作有什么不同？”“英模叙事VS.英雄叙事”

在霍华德·苏伯的《电影的力量》中曾经明晰的定义过在西方的戏剧语境中何为英雄，它并不是一个名词Hero,而是一个形容词Herotic,一个有英雄化的举动的人都可以被列为戏剧中的英雄，哪怕他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低于普通人的道德水准，但只要他做了英雄之举他也可以成为英雄叙事中的英雄。

中国大片的剧作实际上因循了许多英模叙事的传统，而英模叙事的道德水准及要求远高于英雄叙事，如果一定要在美国电影里找一个对标那就是圣徒叙事或圣贤叙事。在西方的戏剧语境中，“圣贤”才需要完美无瑕、世人膜拜，而“英雄”只需要满足于世俗传颂的要求即可，也就是完成普通人难以完成的壮举即可。

中国大片的剧作对于主人公的道德正义要求是远远高于美国大片的，这种高要求直接反映在剧作中，会导致一些美国大片中主人公能犯的毛病、错误，如自私、乖戾、好色、贪财，都不被允许出现在中国大片中，这无疑会压缩创作者可以发挥的空间。

但英模叙事就不好看吗，绝非如此，近些年好莱坞大片越来越不好看，越来越没劲的一大因素恰恰是因为他们完全抛却了对主人公的高道德要求，让英雄的道德完全等同于普通人，甚至有时还低于普通人。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大片的英雄设定都是为拯救他人放弃自己离别家人的，如布鲁斯·威利斯的《虎胆龙威》、《世界末日》中都是如此，90年代随好莱坞大片输出的硬汉英雄能够风靡全球，不仅是因为他们拳头硬，他们“硬”的内核还在于他们的高道德性。而21世纪之后，好莱坞大片的英雄设定极度世俗化，以岩石为代表的“肌肉大只佬”们在毁天灭地的时候忙着拯救的只有自己的儿女和前妻，这直接导致了影片感染力的减弱，主人公是个好爸爸、好前夫，但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英雄，救家人是人之常情，而英雄恰恰是悖于常情超越常情的利他主义者，所谓英雄是必须具有反世俗的高道德价值的，这也是人类为什么要永恒的歌颂英雄。

所以，英雄叙事、英模叙事看似不同，其内在是可以寻找到一个平衡点的，几乎所有成功的大片实际上也都得益于找到了这个世俗与神圣、庸常与高尚的平衡点。

▶ 问题三

“中国大片难写在哪？”

“英模叙事+现实逻辑+程序正义，三重要求”

《峰爆》的难几乎具化了中国大片创作中所有的难题，先说结果，从目前影片呈现的效果而言，作为一部灾难片，它损失太小，恐慌太少，危机解决得太早，导致观影体验是并不太为片中人担心，而是很放心地看着银幕上救灾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着。

在灾难片里或者说所有类型里，未来危机的叵测及危机解决的延宕都是维持影片戏剧张力的法宝，这不是西方戏剧的理论，在我们中国的戏曲话本老行话里也有“一波三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讲究，可是《峰爆》在影片将近三十分钟的时候，救灾指挥部就已经全部到位，而且通过电脑模拟，总能提前预知预演之后将要发生的灾难，自上而下的救灾工作依照计划井井有条的布置、进行着。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现实中的工作逻辑，但可能有悖于戏剧和故事的逻辑。当危机早已被预知并得以有效解决，悬念也就此消解，一个没有危机、没有悬念的故事，是很难讲得扣人心弦的。

还有一个领导角色的处理问题，这是中美大片很大的不同。中国大片里领导角色是不可少的，这也符合中国强有力的政府功能的具体实际，但怎么在影片里处理好领导角色，这是一个尚需解决的问题。《峰爆》中张国立扮演的领导角色，就没有分配到足够的戏剧功能，让这个角色悬置在故事里，其实可以把陈数扮演的老总的一些决策功能分配给更高层面的领导，比如决策炸不炸隧道来救县城，影片中由陈数来决断，这个重大决策事实上很难由她这个层面来决定，应该把这个重大决策交给张国立扮演的上层领导，从领导角色口中说出决定炸隧道保县城的台词也能更好的体现我们国家的精神：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包括成泰燊扮演的高工的角色，也是比较悬置的一个角色，欠缺足够的戏剧功能，都需要陈数的角色分给他一些戏，在大片剧作的写作中，如何合理的分配戏剧功能是写好配角的重要一环。

当然，我们在银幕上看到只是结果，并不全知创作者过程中的难，因为认识一些编剧朋友，有时也会逆推脑补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写，比如《峰爆》全片有一个细节，就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全员手机信号满格，片中所有人随时随地都能联系上。这个处理就非常不灾难，不管是看灾难片，还是实际遭灾过的人群，都知道灾难过后一大恐慌就是失联，你找不到家人，救援人员找不到你，陷入一片空洞的孤独中，在一个密集联系的时代，突然失联本身就是一个灾难，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最怕的第一件事就是手机没电、网络失联。所以编剧为什么要这么写呢？我坐在影院里只能狐疑揣测，难道是怕得罪中国移动？

中国大片难写的另一大因素，就是有时候不仅要考虑戏剧逻辑，还要考虑现实逻辑，甚至还要注意主人公的程序正义，比如这样做算不算越级、有没有违反纪律等等，尤其是在现实主义作品创作中，更容易遇到这样的问题，这里也需要尽快厘清一个“戏剧逻辑与现实逻辑的距离与差异”的认知问题，我们呼吁中国优质大片的诞生，创作者在努力创作的同时，也需要大环境为他们创造一个尽可能宽广的创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