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映第11天，《长津湖》票房突破40亿，多项影史纪录因此改写。这部讲述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故事的电影正在掀起一场波及全民的观影热潮，最终票房有望冲击50亿元。

9月30日影片上映首日，《长津湖》剧组主创飞抵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向志愿军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影片出品人、总制片人于冬在纪念碑前代表剧组朗读《祭抗美援朝先烈文》，缅怀先烈，告慰长眠于此的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等19万志愿军烈士英灵。

71年前，成千上万中华儿女奔赴朝鲜战场，将自己的青春、热血化作了守护祖国的铜墙铁壁。《长津湖》正是以电影形式铭记着他们的故事。

作为出品人、总制片人，于冬说，自己觉得有责任把他们的故事一直讲下去，“我们这一代人，要有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抗美援朝电影”，他有个信念：“这部电影不仅要拍给今天的年轻人看，也要拍给五十年后的年轻人看。”

电影《长津湖》总制片人与导演一同祭拜先烈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一直以来，长津湖战役的历史鲜为人知。1950年，战事紧急，许多志愿军官兵来不及换装，穿着单薄棉衣入朝。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长津湖地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3个军与美军直接较量，迫使美军王牌部队经历了有史以来“路程最长的退却”。这次战役，我军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成为朝鲜战争的拐点。

拍《长津湖》是个任务，更是大任。用导演陈凯歌的话说，那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大任。于冬说，接到任务时，脑子里就八个字“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从2019年7月，于冬的博纳影业接到拍摄任务起，他就给影片定了目标：“用现代电影的制作手法跟创作理念完成一部经典战争片。”

《长津湖》从筹备、拍摄到后期制作，基本是以好莱坞A级水准的制作投资为标准操办。单是前期工作人员就用了7000多人，加上拍摄、后期，最后落在《长津湖》片尾字幕的工作人员超过了1万2000人。

《长津湖》的演员人数也是创了纪录，超过7万人次的群众演员，令从影40多年的总监制黄建新慨叹“超出了我的经验范围”。

有消息称，《长津湖》的投资超过13亿元人民币。于冬未对投资额作出正面回应，但在他的讲述中，“砸钱”是《长津湖》制片的关键词之一。

“举个例子——坦克，我们造的坦克道具是能跑起来的，坦克在拍‘仁川登陆’时是全新的，后面要砸烂，一个协调不好，拍摄顺序一错，坦克就没了。”于冬回忆，拍摄长津湖战役的每一场戏，几乎都需要调动千人以上的拍摄团队及群众演员。大量的服装道具、战役战术设计让《长津湖》的拍摄难度和资金投入陡增。导演徐克感叹：“《长津湖》的火力之猛是天花板级别的。”

于冬透露，影片拍摄时，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导演分成三组，同时推进拍摄，相当于几千人同时开工，“说是三组，实际上三位导演背后还有A组B组C组，大大小小加起来有16个组在跟着导演同时推进，就这样拍完了一部大片。”于冬粗算，如果把三个组并行叠加的时间拉平来算的话，前前后后至少需要400天。

“加上兰晓龙13万字的剧本初稿，后期来自全世界80多家特效公司的大力支持，《长津湖》既在创作上创造了先例，也在影片制作规模上创下了纪录。”于冬说。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长津湖》的拍摄就像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未知”赛跑的战斗。用于冬的话说，“这个电影可以说是千难万难、千险万险。”

2019年10月25日，《长津湖》正式立项，原打算2020年过完春节就开拍，突如其来的疫情，令所有拍摄计划被迫中断。

影片前期筹备的导演刘伟强大年初三接到于冬打来的电话，“我们得停下来”，彼时约2000名《长津湖》的工作人员，已经到了丹东。刘伟强的第一反应是“糟糕了，糟大糕了。”原本过完年，刘伟强将从香港直奔丹东，开启《长津湖》的拍摄。

刘伟强的判断没有错。于冬回忆，“当时有将近2000人滞留在丹东，其中包括大量的外籍演员，不但不能离开，还要面临签证过期的问题。”

《长津湖》正式开机，已经是一年后的事情了，此时刘伟强已投入到《中国医生》的制作。而经过9个月延期的《长津湖》已经升级为一部鸿篇巨制。于冬面临的问题是，必须要在一个冬天完成这部电影的拍摄。他听说，美国也要拍一部关于长津湖战役的电影，作为中国电影人，于冬觉得，我们必须要在美国人前面，拍这段历史。但此时，以《长津湖》的格局、题材、故事要求，在一个冬天完成拍摄，这样的任务，一个导演注定无法完成。

在先后谈了几乎所有中国一线导演后，于冬为《长津湖》组了陈凯歌、徐克、林超贤的导演阵容。三位顶级导演共同拍的一部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也是闻所未闻。

于冬的想法是，陈凯歌来把握整体电影的基调跟主题；徐克注重他擅长的商业电影的表达、对美学的追求；林超贤负责拍动作戏跟战争戏，以及对细节的把握。三个导演同时开机，平行拍摄，总监制黄建新负责协调。于冬要求，不能做成拼盘电影，三个导演要碰撞出统一的故事、统一的美学追求。

9月30日，《长津湖》顺利上映，截至目前，影片在猫眼、淘票票两大电商平台上，同时保持着9.5分的高分。于冬说：“我很感谢这三位导演和黄建新导演，他们各自都花了很大的心力，能够把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呈现得这么完美，每场戏都好。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本世纪中国电影投资规模、制作规模之最的中国史诗级的战争片！”

事实上，《长津湖》经历的千难万险，曾给于冬带来巨大压力。

黄建新透露，频繁出现的“意外”让《长津湖》剧组一度陷入巨大的困难。黄建新记得，有一天，他看见于冬来回踱步，连着抽了六七根烟，他问于冬，是不是压力太大了？于冬停了停，就回了他一句话：“那也得撑啊。得往前走，把这个电影做完。”

“往前走，把这个电影做完”成了日后于冬最常说的一句话，也成了黄建新和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导演每每遇到困难时的共同信念。

电影《长津湖》总制片人于冬代表剧组朗读《祭抗美援朝先烈文》

跟吴京深谈一夜

找吴京和易烊千玺出演千里、万里两兄弟，是于冬的主意。

于冬说，当初看完剧本，他条件反射性想到了两个演员——吴京跟易烊千玺。“这两个角色就好像是为他们写的一样。”于冬说，千里、万里两兄弟远赴千万里，在朝鲜、在异国他乡并肩作战，这两兄弟有象征意义。他看了《少年的你》之后，觉得弟弟万里这个形象就是易烊千玺。尽管五年前，兰晓龙在剧本里写下万里时，易烊千玺还没上中戏，但好像就有这样一个角色在不远处等着他。

至于千里，于冬知道，自己需要一个“非常能打仗”的演员来演这个哥哥、演这个连长，在他心中，吴京是不二人选。

事实上，吴京当初差点儿跟千里擦肩而过。

于冬回忆，自己跟吴京第一次见面，吴京是拄着拐来的，手里还拿着刚刚从北医三院拍的片子，他是来辞演的。

“当时，吴京正好是腿伤最严重的时候，如果再去拍戏受伤，他这个膝盖就废了。”但于冬不想放弃，他跟吴京聊了一个下午，又聊了一晚上。临走前，吴京还是婉拒了于冬的邀请。

“我当时说，你不用现在回答我，先看本子，看了这个艺术形象你就知道，他就是你本人。”于冬记得，那天吴京带走了剧本。后来，看完剧本的吴京主动找到于冬问：“还算数吗？”于说：“我在等你！”吴京说：“我演！”

影片完成后，于冬认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没错，“吴京饰演的连长千里是他从影以来演得最好的一个人物形象。”在谈到吴京的演技时，于冬用了“炸裂”一词，他说，“吴京将这么一个形象演得非常有分寸、有感动，是他演技炸裂的一次表演。”

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在于冬的观念里，拍《长津湖》，大约不只是拍一部电影，还是一种历史责任。

“我们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观，要把这场战争讲清楚。”于冬说，他们要告诉观众，刚刚诞生一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如何做出艰难决策？还要告诉观众，中国志愿军战士如何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天气下，在没有空中支援、缺少后勤补给，只能以一把炒面一把雪充饥的情况下与穿着厚棉服、厚棉靴，吃火鸡喝咖啡的美军战斗？

“毛主席当年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今天的年轻人需要补上这一课。要了解那个时代、那些人的情感，了解这样的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电影里头有一句很重要的台词：‘如果这一仗我们不打，就是留给我们下一代打！’这才有了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我们要通过电影，呈现出战争的残酷，呈现出牺牲背后的意义。只有这样，年轻人才会知道，新中国的胜利来之不易”，在于冬眼中，“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是一部史诗。”

作为史诗电影，不仅要勾勒宏观历史，更重要的是要塑造艺术形象。《长津湖》中，不仅有千里、万里和七连鲜活的战士们，还有毛主席、彭德怀、毛岸英等历史人物，以及抗美援朝第一个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冰雕连等，最终构成了虚构的艺术形象和历史人物的结合。在塑造英雄人物的同时，于冬同时要求不要矮化美军，在他看来，美军的武器装备、后勤补给很强，“他们武装到了牙齿”。于是，镜头中，《长津湖》给足了美军展现的机会，包括美军内部的意见分歧、他们战略战术等。

于冬说，他希望《长津湖》“除了展现我们志愿军的英勇牺牲之外，也告诉美国人他们是怎么失败的，为什么失败，为什么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役”。

对于《长津湖》的市场表现，于冬觉得，每一部电影完成的时候，它的结果就已经出来了。观众就在那里，拍得好不好，自己心里最清楚。他相信，《长津湖》这部电影，不仅会让今天的年轻观众喜欢，未来五十年后的年轻人，他们也一定会喜欢！“这样，就达成我们做这部电影最初的愿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