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觉醒，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建立全新的精神价值和文化秩序的过程。在中国现代影视史上，现代社会道德伦理的变迁，中国启蒙意识的确立，更多通过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来展现的。在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中，农村一直是苦难、隐忍、坚强的代言者，是愚昧、无知、落后的代名词。但是现代人的启蒙意识的萌发，让农村形象、农民形象开始脱胎换骨，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大众视野中。《秋菊打官司》、《黄土地》、《红高粱》、《男妇女主任》、《菊豆》、《白鹿原》、《芙蓉镇》等电影对农民性格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同时彰显了中国农民在封闭社会形态下的主体觉醒，以视觉图像的形式记录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与发展。

一、农民性格的重新阐释

现代化之前，农民大多出生在遥远封闭的社会环境中，质朴勤劳、坚强隐忍是农村社会制度生产下的农民性格。生存话语权被剥夺、人性欲望被压抑的一代代农民，难以逃脱沉积在民族文化深处的保守性格，因此他们的身上呈现了一种固守成规、一成不变的悲剧感。但《黄土地》、《红高粱》、《菊豆》、《白鹿原》、《芙蓉镇》等新时期农村电影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多了一份张扬的生命力，多了一份野性美。菊豆、杨天青、九儿、余占鳌、胡玉音她们在政治秩序和伦理道德的禁锢下，客观认识自己的身体需求和心理需求，敢于承认真实的生命欲望，执著地追求人最基本的幸福和个人生存的权利。在他们的身上，观众可以切实感受到一股蓬勃的生命力，一种赤裸裸的、坦坦荡荡的生命观。

《红高粱》、《菊豆》等影片中对色彩的勾勒是对生命之美的象征与暗示，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红色是征服的颜色，是生命的颜色，是鲜血的颜色，它代表了火热的情怀和生命力的顽强，给电影营造出一种暧昧的、复杂的气息。九儿出嫁时的红盖头，血红的高粱酒，日食时那通红的世界，鲜艳的色彩正是热情和欲望的展现。九儿和余占鳌风风火火的行事风格只有鲜艳的红色才能相衬，中华民族自由狂野的精神也只有红色才得以见证。九儿红润的脸庞，余占鳌等人黝黑健硕的身体，那些牢牢束缚于在农村道德社会里的男男女女，在鲜艳的色彩中倾诉他们的欲望，释放他们的生命活力。菊豆和天青第一次真实面对自己的情感，鲜红夺目的红色染布缓缓落下，这是无视思想约束和他人眼光的一种情欲的绽放。天青死后菊豆将自己这悲剧的一生置于红色的熊熊烈火中，是以生命的代价做出的无声抵抗，也是对人的正常情欲的宣泄。

《芙蓉镇》中胡玉音和黎桂桂是普通人，想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发家致富，建立自己的房屋，然而却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饱受迫害。胡玉音和秦书田的身上呈现了人性中最本真的一面：一个个被时代洪流裹挟毫无招架之力的人对于情感慰藉的需求。他们对于爱情、对幸福合情合理的追求，以及在政治风云中孕育出来的乐观积极、自尊坚韧的精神源于农民身上那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农民在内在环境的压迫下迸发出超乎寻常的生命力，让常常处于被遮蔽状态的民间的野性生命力得以伸展。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得以在这片文化贫瘠的土壤生根发芽。中国贫穷的土地正在孕育一个又一个简单纯粹、敢爱敢恨的农民，他们在传统的文化习俗中，对安定幸福的个人追求和对人的正常的七情六欲的宣扬，在诡谲的政治波涛中对既定命运的反抗和对自由生命的追求，展现了生命力中放荡不羁的部分。他们那不拘于世俗、酣畅淋漓的生命状态正彰显了我们中庸平和的民族精神中野性的一面，最具有生命力的一面。

二、农村主体意识的觉醒

从缺乏教育机会的文盲到追求知识的文化人，从愚昧无知的法盲走向初具现代法律意识的农民，从物质上的满足到精神上的愉悦，从生理欲望的压抑到重视个人身体诉求等等，展现了时代风云中新农民形象的无数个侧面。在小农经济社会中，农民遵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为终其一生的生产生活规律，在封闭的地域环境中死气沉沉地存在着，最终或走向盲目的屈服，或走向悲惨的灭亡。新时代的农民渴望生命能量的释放，试图通过争取自身的权利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他们往往选择通过知识、恋爱、婚姻、精神需求等方面来打开封闭农村的缺口，通过摆脱身体压抑、情感压抑与知识、法律的无知等来追求平等的地位和独立的人格。他们向往和接纳新事物，追求异质性的生活方式，褪下传统农民身上的守旧迂腐，为中国新农村的画卷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男妇女主任》中青年农民刘一本多才多艺, 他代替担任妇女主任一职的妻子开会，在会上自吹自擂许下承办村里活动的承诺，为兑现诺言他联系村民开展各类文艺活动，利用广播宣传精神文明活动。此举调动了广大村民的热情，凝聚了全村的力量，在他的热心带动下，整个村子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风貌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农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需求开始进入观众的视野，与农村的时代发展需求相呼应。《秋菊打官司》中的农村妇女秋菊生长在中国西北一个小山村，为了替受伤的丈夫讨要一个说法，在怀着身孕的情况下一次次踏上了漫长的告状之路，从乡政府到县政府再到人民法院，秋菊艰难维权、伸张正义的行为表征了农村社会尝试摆脱愚昧、法治观念觉醒的新的一面。除此之外，《香魂女》、《血色清晨》、《我不是潘金莲》等影片中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乡村伦理，预示着现代秩序与法律文明将逐渐代替乡绅制度成为乡村生活的新准则。

农村社会在经年累月的矛盾与融合中形成了坚固的观念堡垒，爱情与婚姻等私人领域的事务往往是他们冲破壁垒的武器。《黄土地》中，镜头聚焦在贫瘠的陕北农村，采集民歌的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给这个封闭的农村带来了外来的思想文化和别样生活的可能性。土生土长的翠巧在顾青的影响下，孤身一人逃离婚姻的枷锁，决心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萌发独立意识的她在出嫁完婚的当日出走，死亡的结局让这个出走反抗的故事的悲剧意味更加浓厚，也让银幕前的观众陷入沉思。《菊豆》讲述的是一个染坊老板金山为了延续子嗣，买了年轻貌美的菊豆作为生育的工具，长期压抑的欲望让她将所有怨恨转移到菊豆身上，长期羞辱折磨她。于是她与丈夫的侄子天青互生情意，两人在狭小的天井大胆地追求身体的解放和真正的爱情，将夫权和族权视为无物。最后菊豆一把火烧了禁锢了她一生的牢笼，象征封建制度的杨家染坊也化为灰烬。

这些敢爱敢恨的农村爱情故事打破了旧社会传统的规则，里面的男女主角以超乎寻常的勇气翻过农民形象书写的旧的一页，创造了书写农民命运的新的一页。悲剧的结局预示着农村愚昧无知的人们必定能接受新思想的影响，终能走上正常的成长之路。由此可见，传统农村社会中血缘、身份、家族等集体因素的制约能力开始逐渐减弱，农民求新、求变的生活目标和他们对个性的追求，让他们在自我意识觉醒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重、更加从容。

农村是观照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农民物质、精神和情感的蜕变反映了现代中国的本色，农民在时代呼唤下迸发出的巨大生命力和和呈现出来的新面貌，对于捕捉时代发展的印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村电影中“人的觉醒”的主题确立往往呼唤着电影制作人的责任与使命，农民形象作为一个反映现实发展历程和文化转型的载体，传达出曾经的弱势群体在时代启蒙下现代意识的萌发，给农村电影融入了更多的人文情怀。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戏剧演艺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