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魏书钧导演的新片《野马分鬃》即将上映。这部影片被戛纳评审称赞“影像风格如空气般自由”，并且“为华语影坛带来新的视角和力量”。

此前，影片在平遥国际影展的亮相同样引起热潮，开场前半小时媒体就排到了电影宫门口，想看的影迷太多，为此工作人员还特意开了备用场，双厅同映。《野马分鬃》也没有辜负观众的热情。灵动幽默、技巧成熟、可看性强是众多观众对这部电影的第一感受。

从短片《延边少年》开始，再到《野马分鬃》、《永安镇故事集》接连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新锐导演魏书钧以“百发百中”的姿态和戛纳结缘。

这在很多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他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90后”电影导演的希望。

年轻、讲话没什么包袱，这是魏书钧留给记者的印象。提到是否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他认为风格是外部评价的指标，不是创作的驱动力。他引用达内兄弟的话说，“风格就像风，如果着急寻找它，可能就不知道它在哪儿。做你该做的事，你停下来，自然就感觉到风在了。”

▶ 关于创作

现场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瞬间

《中国电影报》：《野马分鬃》起这个名字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魏书钧：“野马分鬃”的动作，是形容马疾驰的时候鬃毛分开的样子，跟故事里男孩的成长挺神似的，就用了这个名字。

《中国电影报》：影片当中有很多“假”的东西，假的草原、假的警察，相比之下，阿坤所追求的真并没有如愿以偿，您想表达怎样的想法或者理念？

魏书钧：关于真假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从角色的角度来讲，步入成人世界很重要的是辨别是非，原来的真，可能变了，产生了新的变化，他自己要重新应对这个事情，所以会有很多关于真假的东西；另外一个，电影里也强调过真实，那是我电影的一个观念，电影要追求真实。

《中国电影报》：谈到真实，导演是一个实践派，曾经也提到过从实践中去反馈知识，而不是教条地做，开始拍电影以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例子能够反过来对曾经学到的知识有一个反思？您怎么样看待拍电影这个事？

魏书钧：比如在实践积累得不够的情况下，看书的时候会觉得这些都是概念化的东西，但经过实践之后再回头看，发现那都是高度凝练的总结。

比如老师说电影是时间空间的艺术，拍《野马分鬃》之前我对时间、空间，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事，其实没有什么概念，不知道如何表达空间，也不知道表达空间对于电影意味着什么，这些很基础的东西反倒会在实践前后有比较大的认识上的差距。

我的电影观念，第一，我把电影当作一个输出的艺术形式，对于我来说，它一方面是表达我当下的想法；另外一方面，我有很多问题，很多困惑，不是说都是在已知全知的状态才去拍摄，有的时候是带着问题和角度去拍摄的。

《中国电影报》：影片当中的一些镜头，比如说商场电梯长镜头的设计，当时为什么进行这样的设计？

魏书钧：这都是现场的反应。从《野马分鬃》开始我就比较多这种现场的创作方式，现场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瞬间。我们在家里写剧本的时候，通常很难把场景构建得事无巨细，特别精细。真正的场景，在现场有演员、有装扮、有环境，那才是真正电影发生的时候。如果现场有新的发现，那么我们把这个发现用到一场戏里面，往往就很生动。这种生动不是通过前面撰写剧本能达到的，所以拍电影我们也总是带着这样的期待。

拍《野马分鬃》的时候，我们去现场去了很多次，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商场停业的状态，电梯也没有动，也没有想过要动，那天到的时候，副导演拿了一个红气球，我说这个挺好玩的，但是怎么让它飘起来，然后就得找氢气，如果气球飘了，能够顺着气球把这个镜头从一楼拍到二楼。但是当时没有那个氢气，后来我们就注意到电梯了，就想如果把这个加上去，主角在电梯里面，他们两个一上一下，他注视着底下，我觉得这个画面还挺有帮助的。

《中国电影报》：您曾经提到过不想把电影碎片化，要在一个连续的空间里面客观地观察，后来也提到开始做一些反思，希望把思路打开一点，不被艺术的形式所框定。您这样一个反思，在后来的创作中是否有体现？

魏书钧：我觉得会有体现，这两个说法是在不同阶段，但都是对的。我们在《野马分鬃》拍摄的时候，一直想尽可能地用一个镜头去拍，这样可以保证内容完整，以及创作上的一种共性。后来发现有些戏换种方式也能表达，甚至可以提高效率，消除歧义。我们定的这种基调，其实不应该局限于某一种技法的使用，技法反倒应该更放宽范围，方式有很多，都可以去拍摄，我们在调子上去定义一致性就可以了。在《永安镇故事集》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长镜头，有些地方也会平衡一些。

▶ 关于拍电影

“通过电影通上电了，这个事就是有意思的”

《中国电影报》：有评价说您是个非常聪明的导演，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个评价？您觉得自己是天赋型的导演吗？

魏书钧：外界对我的评价的措词好像是有些变化的，小聪明、聪明、灵光……有一系列的措词。我觉得拍电影对于一个艺术来讲，智慧是重要的，聪明本身没有褒贬可言，我们可以很笨拙地做一件很动人的事情，这也是艺术的本质，所以艺术跟聪明没关系，但是艺术能体现一个创作主体的智慧，如果这个艺术有这样的意图，我觉得这两个词有一部分交集。

《中国电影报》：您说电影是输出的艺术形式，您希望观众通过看完这部电影有什么收获？

魏书钧：最重要的是我们彼此通过这个电影连接到一起，电影这个事本来就是主观的体验，每个人的背景和知识结构都不一样，所以不能强求。我们通过这个电影“通上电了”，这个事就是有意思的。

《中国电影报》：通常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碍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您觉得《野马分鬃》创作完之后有什么遗憾的地方？

魏书钧：现在再看之前是怎么拍一部电影的，会有遗憾，会有想精进的地方，那个时候想不明白的，今天想明白了，这些会有。今年的我跟去年的我也是一样的，但在之前那样的环境里我是还会那样拍，有些事没有捷径，必须要暴露一些问题。

《中国电影报》：现在观众通常会提到氛围感，作为导演怎么把握这种氛围感？

魏书钧：氛围感，其实是我们观看一群人或者一场戏的时候的一种角度。角度是有视角的，有褒贬，这是一种氛围。另外一种氛围就是日常的那种氛围，在日常生活中经历过的，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中国电影报》：刚提到这部影片可以看出您的聪明，就是用很高明的手法，不完全是戏剧化推动的，有一种情绪在里面，对于年轻导演可能难度挺大的，但是您处理得特别好，都很顺畅，是不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魏书钧：风格是外部的评价指标，不是创作的驱动力，如果过于关注这个事，我觉得是无效的。创作主体想要什么风格，一是跟创作没有关系，二是对创作没有帮助。原来达内兄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到说风格的问题，他们都已经是大师了，他们说风格就像风，如果着急寻找它，可能就不知道它在哪儿。做你该做的事，你停下来，自然就感觉到风在了，这个是很好的比喻。

▶ 关于青春

时代不同，但青春的本质是一样的

《中国电影报》：我们国家也有很多对于青年导演的扶持计划，您怎么看待现在电影行业的状态，特别是对于青年导演。您觉得对于青年导演来说，成长的关键是什么？

魏书钧：现在机会挺多的，创投也好，各种大小的电影节，机会挺多的，比如我去别的国家参加电影节，很多国外的年轻导演，比如想进入他们所在的工业体系里面非常难，他们通常都有自己专职的工作，电影是一个梦想一样的东西。包括香港、台湾的很多年轻人拍电影的机会也很少。

大陆每年有这么多新导演新作品我们都能看到，我觉得机会还是挺多的。每个人的路不一样，无论是否顺利，无论遇到的挑战是什么，还是要去做。

《中国电影报》：您说这个影片发生的背景大概在十年前，有没有想过十年以后，影片里年轻人的心理跟现在的年轻人走出校园的那种迷茫，面对的压力和社会环境已经变化了。

魏书钧：变化的不是年轻人，我们看《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也觉得那是青春片。即便观众跟片子里的成长背景不一定一致，但青春的味道是相似的，一个好的青春片是抓到了青春本质的东西，环境会变，不同的时候，时代精神是有区别的，但青春本质的东西是在的。

《中国电影报》：对于导演本人来说，现在自己要做的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魏书钧：最重要的还是在电影本身，现在去参加活动也好、接受采访也好，对于我的本职工作来说，这些都是周边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把电影拍成什么样，用电影跟观众交流，这是最核心的。

《中国电影报》：在影片中也提到了拍摄的故事，提到了王家卫，洪尚秀，可不可以谈一谈这几位导演对你创作的影响？

魏书钧：最主要的还是观念上的一种影响，比如侯孝贤导演，他的作品总能给人一种胸襟开阔，好像天地很宽广的感觉，以及悲天悯人的视角，这是我看别人的电影、看国外的片子都没有的感受。这种感受无法被替代，他有比较强烈的写实的电影基础。他原来也拍过很多很卖座的片子，后来他们开始拍新的电影，对我来说影响挺大的，很想追求真实自然的那种感觉。洪尚秀，看了他的作品之后才知道电影还能这么拍，这么多对话，还能拍得这么有趣，他是影坛里面特别活跃的，一直很明确的彰显作者性的导演。韩国的，包括全世界最顶级的演员都愿意在他的剧组里面跟他一起创作，已经证明了他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