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剧情片《刺猬的优雅》讲述了一名天生性格内向、思考深入的小女孩芭洛玛目击了门房太太荷妮与邻居小津先生的感情，最后放弃自杀的故事。导演以考究的镜头语言深入地展现出荷妮内心深处骄傲而自卑、渴望而抗拒的极端情绪，以及芭洛玛、荷妮和小津先生三人之间言语不多却彼此理解，彼此提供温暖慰藉的心态，令观众意犹未尽。

兼顾现实主义与艺术功能的色彩

电影中的色彩具有辩证的功能，它和奇观的展现联系在一起；但纪录片和时事节目又赋予了色彩以现实的品质。因此，现实主义与艺术功能这样两套对立的术语得以集中在影片关于色彩的话语之上。在色彩的运用上，《刺猬的优雅》尽力将所有色彩用在表现情绪和意义的表现上。影片中的色彩不是作为奇观使用的，但它也并非完全指向它的现实主义功能，而是更倾向于制造真实内心情绪的美学模式。基于这样的考虑，影片中很少出现明亮而饱和的色彩。芭洛玛的家庭墙壁是青灰色，她对家庭漠不关心的姐姐穿着灰咖色的毛衣，母亲则穿着高贵的黑色礼服裙，连绿色植物在这样的环境中也显得低沉压抑；荷妮的家则是色温更高的青蓝色，她穿着深灰色的毛衣，臃肿的身材和一头蓬乱的灰白色长发十分相配。伴随着故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暖色调进入影片的情绪与叙事中。小津先生与荷妮初次约会用餐时，荷妮穿了一件从洗衣房借来的深灰蓝色呢子大衣，小金先生的服装则是灰色的，两人在灰蓝色的房间中一同用餐；而在两人第二次共同品茶用餐时，两人依旧在小津先生家中，但小津先生换上了驼色的日式家居服。小津先生解释，茶道是一种既简单又真实、又文雅的艺术，茶是富人的饮料，但也是穷人的饮料，它替我们荒谬的生命带来一股宁静的和谐。在这番说辞中，小津先生贴心地为经济窘迫的荷妮解了围，还彰显出自身的思想深度与艺术品位，两人的距离再次拉近。二人挽之手回家时，星星点点的橙色灯光点缀了夜晚场景，配合舒缓的提琴音乐。渲染了温馨浪漫的气息。可以说，影片中的色彩兼顾了现实主义与艺术功能，在表现三位主人公的艺术品位之时，渲染出他们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

批判性和挑战性的布光照明

在电影中，用光应当契合于情境，一般剧情片的灯光设计以还原现实情景为主，过于强烈的明暗反差、高光与暗光都会造成情景的不自然和高度抽象化，使观众紧张不安。好莱坞和主流电影中的布光从不破坏和扭曲真实效应，从而令观众感到安全无害；其中的灯光设计也不扰乱观众的舒适感受。然而，《刺猬的优雅》作为一部在片头便以女孩的视角揭露出成年人世界种种虚伪，并准备以自杀反抗的影片，其灯光设计注定便是“不舒适”或“不安全”的。在影片开头，黑暗中一盏手电筒被打开，借着这盏手电筒的光亮，观众看清一架摄影机被架设起来，随后手电筒被放在桌面上，与摄影机一同对着镜头左方。接下来女主角芭洛玛以摄影机主观视角的形式出现在画面中。接着，她对着镜头缓缓道出了一番堪称惊人的独白：她叫芭洛玛，生活在巴黎的富人区，父亲是国会议员，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但这样一眼能看到尽头的生活使她感到无趣和束缚。因此，芭洛玛决定在一年之后，也就是她12岁生日当天自杀。暗室中的单侧照明与模仿摄影机的胶片滤镜效果，使原本只有芭洛玛岁的脸上的老花镜、鼻唇沟、毛孔和肌肤的纹理、亮部和阴影都清晰可见。这些细节传达出许多重要信息；特写镜头与单侧低照度相互配合，显出这位少女的老成之处：她稚嫩却老成的眼睛洞察到了许多成年人一生都悟不透的人生真谛，太过聪慧使她早早看透了人性与现实，可以透过浮华的生活看见腐朽的真相，也透过平庸的表象发现真正的优雅与睿智，它以小女孩芭洛玛的视角对片中的“成年人”现实形成了挑战。在这种语境中看来，暗调的布光与引人注目的剪辑风格相通，这样的照明方式过于突出形象。荷妮初次出场时，是清晨正准备去收垃圾，家中只有一盏吊灯照明。此时昏暗而不均匀的灯光配合场景中大面积的青色，令观众感到一种寒冷与孤寂感。在荷妮因车祸身亡后，芭洛玛在最后一次看望她后从门房坐电梯到她的房间，上升电梯中的光照在她的脸上，明暗不定。此时侧光以扭曲、失真的方式辅助照射芭洛玛的面部，光线只捕提到被摄体的一个侧面，同时照射出暗淡的影子。尽管芭洛玛此时面部表情不多，但心灵纯洁细腻的她得而复失的心痛之情借助灯光溢于言表。

主观色彩强烈的画面与空间

《刺猬的优雅》在镜头上的一大特点是以突出强烈的主观色彩，有意识地将人物和故事放置在室内，景别运用近景或特写为主。即使是表现客观事物，也往往以变形特点展现。芭洛玛在拍摄自己的家庭成员时，边解说着边举起摄影机在家中来回走动，此时画面在被拍摄的家庭成员与芭洛玛面部之间来回切换，画面中的摄影机镜头依然停留在芭洛玛面部，她举在脸前的摄影镜头十分明显；而摄影机拍摄到的场景一定程度上代表芭洛玛的主观视觉：看似光鲜却患有忧郁症的母亲、一心扑在政治上从不关心家人的父亲和争强好胜的姐姐，都是“摄像机”的拍摄对象，也是芭洛玛眼中与自身无关的“他者”；他们几乎从不出现在同一画面空间中，心灵间的隔阂在镜头语言中清晰可见。在父亲宴请宾客时，母亲和姐姐忙碌地准备午餐，芭洛玛透过一个空杯子看着她的姐姐，透过玻璃杯拍到的人物已经变形；芭洛玛继而向里面倒入大量的水，看着姐姐的影子逐渐被淹没在水中，她的形象开始变形、模糊，逐渐消失。同时，芭洛玛喃喃自语道“即使我这么幸运又这么有钱，但我早就知道，命中注定，我一辈子都会困在金鱼缸里面，跟老撞同一扇玻璃窗的苍蝇一样，大人也把时间都耗在金鱼缸里”。此处的姐姐形象与金鱼形象在画面中重合，金鱼也是她和姐姐命运的隐喻，正对应着她说姐姐是“缸中金鱼理论的典型人物”。借助这样的主观视角和感受，《刺猬的优雅》以独特的视角描绘出了数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与家庭成员相比，小津先生的纤细心性刚好与观察入微的荷妮和芭洛玛不谋而合，三人一拍即合，不仅在画面中的距离不断拉近，而且在焦点的处理上也逐渐由浅焦点变为深焦点。可以说，荷妮和小津先生才是芭洛玛心理上的“家人”。《刺猬的优雅》的导演不仅将故事的绝大部分情景都封闭在室内，而且还以主观视角、摄像机视角和小景别详尽地表现三位主要人物的面部表情、房间布置，令主观情绪中的画面空间成为影片的有力象征空间。这样巧妙的镜头语言与艺术构思，不仅切合了影片“优雅”高贵的影调，也表达了深邃的生命与艺术哲理。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编导艺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