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秀节目是基于电视媒体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电视形式，它强调节目嘉宾个人反映与行动，兼具休闲娱乐、生活服务、才艺展示等内容和功能的综合性节目。按照节目嘉宾的类型，可以分为明星真人秀与素人真人秀。本文从这两种真人秀节目的发展、对比和融合出发，讨论不同真人秀节目的可信度。

早期“素人明星”真人秀的信度

真人秀节目最早起步于西方电视媒体，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邀请真人嘉宾参与，具有真人秀雏形的电视记录节目，到90年代完全成熟，出现了最早的一批“素人明星”真人秀。这批节目将节目嘉宾等真实反应与台本设计相结合，填补了电视剧与记录节目之间的空白，在观众之中具有较高声誉和信度。

真人秀节目在70年代开始兴起，90年代，编导约翰·德莫尔以一款名为《老大哥》的荷兰真人秀掀起了真人秀节目的狂潮。德莫尔以一场4男4女共同在沙漠生存两年的美国特技表演为灵感，将4个男人和4个女人锁进一个巨型玻璃屋里，推出了经典意义上真人秀的鼻祖——《老大哥》。这一真人秀节目采用素人真人秀等形式，一群年轻漂亮的男女被锁在一幢房子里共同生活100天之久，在此同时二十余台摄影机全天拍摄并转播参与者全部的所作所为，参与者和观众每周会票选最不受欢迎的人离开房子，最后留下的胜出者可以得到巨额现金奖励。在节目播出的1999年，全球娱乐业尚未区分出严格意义上的“明星”与“素人”，这群在报名后经过选拔的漂亮青年男女较为符合当前娱乐业对“素人”的定义，同时或多或少也具有成为电视“明星”的潜质，可以被称为“明星素人”。《老大哥》与德莫尔收看的电视纪录片相比，已经具有了日后真人秀采取的记录加编导模式。尽管还没有完整的台本，但与单纯记录玻璃房中发生的事情的记录相比，《老大哥》真人秀的内容多多少少都经过了编导的设计和剪辑，它将真实的生活经历和戏剧化的叙事方式结合起来，节目中既有展现“素人”日常生活等部分，也有按照剧本情节表演的部分。由此，真人秀节目也具有了信度和效度等问题，从而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收获了很高的收视率。其中，信度是指传播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没有信度的真人秀节目必然会失去“真”的意义。这样违背真人秀设计初衷的节目没有任何价值，也不可能收获高收视率或观众的欢迎。效度则是指传播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单纯强调信息的可信度、一致性和可重复性，而忽略了信息传播的效率。

在《老大哥》外，这批早期节目还包括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出的《生存者》、法国M6电视台推出的《阁楼故事》、美国福克斯电视网推出的《诱惑岛》等。作为早期的真人秀节目，其中的嘉宾同时都兼具明星与素人的特点，节目的环节和设计也兼具电视记录影片和娱乐节目的特质。例如《生存者》中的16名参与者要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克服热带雨林的种种障碍，依靠自己在这里获取事物和庇护所，像原始人一样生存下去；《诱惑岛》兼顾了生存探险和恋爱类型，参与者要在加勒比海的某个岛屿上与单身异性自由约会，活动内容包括呼吸器潜水、探险和骑马等。其中的参与者角色尽管没有演艺明星的身份与光环，也没有经过系统的歌舞训练，但电视媒体将他们作为节目的主角时，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公共文化领域中的公众人物，以及文化工业中可以流通的商品，在电视生产和消费的经济中流通。这样一来，《老大哥》也模糊了传统信息观念中信息与娱乐、真实与虚构、公共话题与私人生活的界限。在这批尚未模式化的真人秀节目中，兼具纪录影片和情节剧的独特娱乐形式带给观众未曾体验过的新鲜感，观众一般将节目内容当作真实可信的，他们沉浸在对参与者生活与角色的讨论中，放弃了深究其中信息信度的问题。

明星真人秀的信度问题

新世纪后，伴随着真人秀节目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资本主义市场的“造星”工业也日趋完善，区别于素人真人秀的明星真人秀节目也逐渐兴起。明星真人秀节目最大的亮点在于是节目的参与嘉宾都是在娱乐圈中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明星。在资本逻辑盛行的市场环境中，明星真人秀节目充分利用了“明星”本身所带来的粉丝效应和流量特质，比素人真人秀节目拥有更高的收视热度和广告份额，因此在刚推出时十分的受欢迎。例如美国广播公司的明星舞蹈竞演类节目《与星共舞》、运动竞赛类节目《与明星溜冰》、联合派拉蒙电视网与权威的时装杂志《世界顶级模特泳装秀》推出的时尚模特类节目《美国下一站天后》、《世界顶级模特泳装秀》、《全美超级模特新秀大赛》、美国音乐电视推出的造型节目《阿希礼·辛普森秀》等等。在国内，自 2013 年起，真人秀综艺也呈“井喷式”爆发，央视一套的《出彩中国人》、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浙江卫视的《奔跑吧，兄弟》、东方卫视的《女神的新衣》、青海卫视的《我是传奇》都采用了全明星阵容模式，其中的内容包括了体育运动、家庭关系、时尚搭配等多个领域，上星后获得了良好的收视率和观众关注。

然而好景不长，在明星真人秀成为高度同质化的节目模式之后，节目模式雷同，同质化现象严重，许多知名度欠佳的演员与歌手都想借节目表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曝光度，为自己在娱乐圈建立曝光度与个人社会资本；而具有高知名度的明星也想在节目中巩固自己的人设并吸取新粉丝。因此，当所有参与者都想在明星真人秀中营造自己的良好形象时，真人秀节目中的刻意编排越来越多，所有参与者都在其中扮演着品德良好的角色，真人秀节目变成参与者演绎“人设”的最佳场景，其中的“真实”元素逐渐缺失，极大影响了节目的信度，更影响了观众对节目的期待。相对地，一些不需要为参与者刻意打造良好形象的素人真人秀，逐渐以良好信度夺回了市场。

明星真人秀的“返璞归真”

与早年间以无限放大“秀”的成分作为噱头不同，无论是明星真人秀，还是素人真人秀，在如今都开始更多地采用纪实手法，逐渐转向发掘“真”的元素，让“真”成为节目的核心点。明星真人秀减少综艺环节的设置与干预，或者采用明星搭配素人的方式，或直接将明星当作素人来处理，通过趋近于普通人的角色状态，在真人秀大环境中寻求节目信度的突破。前者例如江苏卫视的《明星到我家》，节目组邀请黄圣依、张柏芝、秋瓷炫、李金铭等著名女影星，以“媳妇”的角色住到云南的普通农户中，进行三个月的农村家庭生活体验，女明星们不仅要完成种田、喂猪、洗衣和做饭等“素人”任务，还要以家庭成员的身份与素人共同生活，面对婆媳、妯娌之间的人际关系考验。这档节目重新让“真人”成为真人秀的核心，明星能够在适应新生活的过程中与素人平等地展开合作和对话，从而展现出真实的一面；而素人则在普通的生活中让精彩的故事顺其自然地发生。素人与明星的结合，让以明星为主的真人秀节目关注到明星的普通人一面，也让观众关注到普通人与明星之间的相似之处，从而发掘“真人”身上的美好品质。正是基于明星与素人的真实参与、真实互动，节目的“真实”性突显，更贴近于普通人的生活。可以说，在这样一档没有明确规则的节目里，导演组对节目流程的干涉更少，他们提前考虑好种种可能性，然后将戏剧性叙事发挥的空间留给了自然的生活发展动态，从而获得了更高的信度。

后者如湖南卫视的《中餐厅》，这档节目在内容上更加弱化了环节和话题预设，在统一的任务下给予了节目嘉宾相当大的自由度，节目组邀请不同身份的明星作为中餐厅合伙人加入节目，但节目进程不再围绕着“环节”和“任务”展开。“合伙人”们要向知名素人厨师学习厨艺，学成之后从买菜做起招待来餐厅用餐的客人们；同时更加趋向于发掘和重现拍摄地的自然与人文底蕴。此外，明星真人秀节目参与者身份比较特殊，但其中的“明星”并不仅仅指向大众所熟知的演艺明星，也逐渐指向了各行各业中的杰出者，具有深广的社会辐射范围，也增强了节目的信度。在《中餐厅》最新的第五季中，节目的“新晋合伙人”不仅包括演员宁静、龚俊和歌手演员黄晓明，还有来自四川理塘的“网红”牧民丁真珍珠、以及身负“华为二公主”光环，刚刚以明星身份出道的姚安娜；参与节目的“飞行嘉宾”则邀请了李小鹏、刘璇、田卿、王明娟等湖南籍的奥运健儿，以及为抗击疫情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医疗工作者。这档节目没有刻意安排环节打造明星的人设，而是充分发掘明星本身的闪光点，以真实的人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并以真实的情境激起受众的共情。在这种情况下，明星嘉宾在镜头前呈现了放松和自然的状态，与此同时，节目也呈现出了生活最本真的样子。例如，演员龚俊由于在学做菜的环节选择了最难处理的湘菜小龙虾，在之后的节目中便耗费了很长时间在对小龙虾的预处理上。其他明星艺人聊天、接待客人、在镜头前展示自我与个性时，龚俊就像普通厨工一样一直在镜头外，坐在板凳上对着两个巨大的水盆刷虾，并对镜头坦言“以后再也不想看见小龙虾了”；丁真由于自己的普通话不好，一直负责采购蔬菜的环节，在黄晓明与宁静的坚持下终于鼓起勇气面对顾客，与姚安娜一起给顾客拨打邀请电话，还兼顾了上菜，展现了其从腼腆沉静到勇敢面对的内心转换。在光鲜亮丽的一面之外，明星在参与一般体力劳动时紧张、疲劳和厌倦的一面也被摄像机完整地记录了下来。这一细节，体现了《中餐厅》将纪实风格做到了极致化，将真人秀打造人设的环节还原为完成任务、进行劳动体验本身，节目风格逐渐从极强的设计感和环节感逐渐转向了充满生活情趣的文化感。明星在节目中接地气和真实的生活状态极为可信，很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与此同时，明星可以通过这一方式向观众展示更为真实的自己，粉丝也能在台本安排之外更加全面地了解自己喜欢的明星，实现一种更为“真实”的了解。这样的拍摄方式令明星真人秀节目与人文类纪录片的界限愈发趋近和模糊，这也正是明星真人秀节目意识到“真实”度对于获得受众吸引的重要性后的一种选择。在快节奏的日常生活中，一档邀请明星参与素人“慢生活”的真人秀节目不仅能满足观众对消遣娱乐的需求，还能在不同类型的生活中摆脱同质化、流程化的节目特质，并赋予节目积极向上的价值导向和良好的传播信度；参与的明星和媒体也可以通过合作达到双赢局面。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在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