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的“十个坚持”历史经验最后一个是“坚持自我革命”，这是针对事业不断发展的历史阶段，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风云形势，而对照我们种种落伍而守旧的状态，一针见血地提出来的。

电影产业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自我革命对于我们依然适合、依然必要、依然迫切。寻找自我革命不是看不到方向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去自我革命的问题。今天产业四周环伺着种种新的挑战，一个值得我们清醒的数字是，去年中国电影观影平均年龄上调到了29岁，这个数字意味着大批青年学生群体正在离开电影。

曾经市场的观影年龄是在20岁左右年龄段，电影是属于年轻人的，电影是有梦的，电影必须承载大量的信息互换。但是，网络起来了，网络的社交形式满足着独立与社交的不同形态需求，第一是足够多的选择，第二是节省信息吸纳的时间，第三是帮着筛选好的电影。

还有更多的时代特色在改变着电影这种已然成为传统的产业的格局。电影平均观影年龄29岁以下的都到网络上去了，产业中人尤其是管理者、制片人、出品人和导演，不能不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不能装作不知道或者事不关己。

我们的确在不断地制作好电影，电影的单片票房在不断提升，好像我们都有可能再创新高，而只要某部影片成功了，一切都万事大吉。事实是这样吗？有多少部影片的总票房要到达十个亿以上院线才真的被激起一片水波？

我们只能说一句很空洞的实在话：“我们的市场努力的确还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我们继续努力。”但是现在仅仅努力于产业提升空间已经不够了。党中央提出的“自我革命”应该引起电影界更多的思索，电影产业需要“自我革命”吗？

正因为如此，我们绝不会放弃电影而屈服于一片转型的氛围。是的，连好莱坞都已经大步转向网络剧了，迪士尼和奈飞带头硬闯订阅户高峰，这自然是在“回到家庭”冠冕堂皇口号之下的转型。我们是“电影院原教旨主义者”，我们的每一座影城就是一座电影文化的坚实堡垒，好，我们要做什么？

也许人们会说现在我们的票房不是越来越创新高吗？以去年为例，美国40多亿美金，我们人民币472亿（约等于70亿美金），世界第一。在动态清零的全国抗疫时期，能够取得这个奇迹，能够期待回到600多亿高地，的确可以小庆祝。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全年档期是在实实在在的压缩当中，没有节假日就没有档期，没有档期就没有人次，对于现在很多等着档期的影片来说，如何发行真的非常焦虑。一年的三分之二以上的都不叫档期的时间，大多数年轻人就是候在网络跟前的，对于电影产业，对于电影院，这就是“资产闲置”的时间。

我们的产业自我革命，不待别人，只问自己，无问东西，只求真知。资产闲置等于负投资，等于不存在这座影城，投资人还欲哭无泪。这是产业终端所在，是产业持续发展并且战胜一切挑战的核心所在。产业和电影作品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自我革命抓的应该就是这个产业两端的相反相成的问题。

现在供给侧的危机十分严峻，在产业改革及高速发展当中构建起来的整个规模需要有发展后劲支撑。

首先是国际制片业大公司纷纷转到了线上，以美国为首，大制片公司同时院网发行上映已成定局，美国院线无力阻挡，当初是美国人教会中国电影产业保留所谓窗口期的，现在老师自己已经率先选择院网同步，风潮所及，国际效仿马上展开。中国同学如何选择？

第二，美国进口影片的减少对于中国最大的进口以及发行的产业部门将带来沉重的打击，今年的盈亏“亚历山大”。如果产业的头部发行公司陷入巨亏，并且还是标志性的产业国企和央企，对于全行业及产业就会引发强烈的地震，而头部国企发行也就会倒退回产业改革之初的尴尬局面。

不能够看到了危机的信号而还去充当鸵鸟。今天我们需要紧急起来应对的早已经不是未雨绸缪，而是谋划自我革命如何跟上动荡的时代。任何前进的时代都不会停顿下来等待后知后觉的人们的。能否打造一批保证供给侧优良的产业公司是当务之急。

我们要明白中国在市场化的路上回不去了，市场化并且三观正确，还要依赖更加给力的上游作品打造，而且在这个节骨眼上，国企要有钢铁一般的带头人。没有优良的供给，中下游就是巧妇难为。从来不担心现金流和利润的产业头部发行公司现在将被迫自我革命，这就是结论。

经济领域的胜败我们看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报表。所谓市场，就是看产业的分工能否不断扩大，良性深化。以往说的是制发放，现在说的是供给和回收，产业提供行业实现良性的社会分工。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加入到了整个产业的分工当中，这就是近三十年中国电影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的基本前提。

今年是中国电影院线制全面实施二十周年（院线制的国家文件出台于2001年底），对于产业发展和改革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年，我们就要看供给和回收两端院线制还能否有所作为，或者上游下游两侧能否继续打胜仗。

第二是看报表，报表就是资产负债表。核心在于所有者权益加负债还是否真正做到了资产的平衡。不论是供给侧的还是发行和院线，把报表拿出来晒晒，上市公司固然是有监督的，非上市公司就要扪心自问，还能不能止损。

大凡革命，无非是危机引起革命，或者革命阻止危机。自我革命当然不能够仅仅关注经济现象，应该说首先还不是经济的问题，是解决社会关系问题，一如当初搞院线制，解决的首先是电影产业的体制能否打破，而让市场化能量进入体制，从而建立新的体制的问题。

这个思路才是政治正确的改革思路。自我革命的彻底性不可能低于一次改革，所以如何从政治的角度思考和设计这场应当是更加深刻的变革，才会是我们今天的使命。在院线制二十年的今天，在制片业更早于院线制变革而变革走过了二十多年的今天，在引进大片掀动产业市场而院线制的变革引来资本狂潮，两者都面临退潮的今天，在一家家制片公司，国企和民企风起云涌又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今天，“自我革命”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今天是一个无比严肃和无比严峻的时刻，不在经营一线的人们不一定能够感同身受。但是在一线的同志们则未必能够看得到这次“自我革命”所根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将回答什么是合适当下发展的产业体制，怎样做得到创作更多适合今天的受众环境的好的电影，解决上下游的瓶颈困境需要怎样的资源与能量的引入，而最终我们能够怎样造就有理想也有能力的变革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