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高启盛导演的《一江春水》，在影院中一个很小的影厅，坐了大概全部座位的三分之一数量的观众。这部影片从外观和形式上没有特别之处，是展现日常生活形态的电影，摄影声音的处理也很保守，没有着意去创新，但影片却有一个很好的素质，它的讲述能非常顺畅地流入到观众的心里，所以说这是一部好影片。

女主角洗脚妹蓉姐的扮演者李妍锡的表演非常好，为此她获得了去年First影展的最佳表演奖。她对于角色的信念感很强，关键是她的表演在完成剧情呈现的任务之外，体现了女性的优雅和得体。我很推荐她与同事金花吃火锅的那场戏，不是说这场戏的设定有多么精彩，而是整个气氛的营造很优秀，演员说话时的气息、组织语言的自然以及肢体运用的熨贴感，都很为影片增加光彩。这种效果是意外之喜，是影片质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片吸引力的隐秘法宝之一。

影片中的对手戏也很不错，尤其是女主角和弟弟小东（祝康笠扮演）之间的关系呈现以及他们心有灵犀的互动。小东是蓉姐一手带大的孩子，他的生存主要依靠姐姐的薪水，并且他开始谈恋爱了。蓉姐希望他考上好的大学，但是小东和他的女友自知很难实现，放弃了。

姐弟之间的冲突并没有那么强烈，影片展现了姐弟之间的日常对话，做饭、吃饭，一起打游戏。平淡的日常画面被展现得富有魅力，姐弟形象都不错，这其实也是符合剧情的演员设定，两人的表情和身体动作的亲密衔接都让观众能够非常乐于去接受并沉浸其中。

我觉得这部影片有几个重要的优点。第一个就是它所建构起来的日常生活的灵氛。这来自于演员对于假定性戏剧空间中的生活的全心投入，也来自于演员之间关系与戏剧中人物关系的和谐和代入。归根结底这来自于一种领悟，也来自于一种心理的能力。这种表演下日常生活被升华，观众能被角色内心的沉着气息所感染。

这部影片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所设立的十分独特的叙事结构。导演将蓉姐安置在一个什么样的叙事结构之下，也就是她的命运被安排在何种解释框架之内，这非常重要。这部看起来十分生活流的影片，背后却有着一个强戏剧性的背景支撑。蓉姐在遭遇各种外在事件的时候一直都是隐忍的，直到最后十分钟影片才告诉我们她原来是一个“杀人犯”。19年前她在东北家乡的县城用砖头砸死了自己不负责任的男朋友，因为他面对她的怀孕不仅不负责，还质疑孩子不是他的。

蓉姐潜逃到湖北，她的生活场景被安排在湖北郧县，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是十堰市的郧阳区。她在洗脚店打工，养育自己的弟弟小东，但其实小东是她的儿子。后来她仅仅18岁的儿子也与自己的女友未婚先孕了。

也许有的观众从中解读出了女性主义，因为影片首先呈现蓉姐的情感生活——她连续被人所利用，而且这个利用都和她的性别有关。洗脚店老板欺骗了她，对方和她保持暧昧关系，但并无意和她结成伴侣。有一个本地老太太对她非常好，其实她是期望感化蓉姐，并暗中撮合她和自己卧病在床的儿子在一起。

而她的闺蜜金花的情感也被男人欺骗。女性的情感生活似乎处于恒久的被动和被利用当中，这似乎要呈现性别压迫。后来我们知道被蓉姐砸死的男友的母亲是一位当地官员，所以蓉姐的命运悲剧里面被隐约加入了一层权力压迫。而在女性共同体的情节建造中，小东女友静是一个任性的女孩，不停地爆发无名的情绪，影片在这个方面的交代是完善的，它让我们看到静的母亲是一个身陷底层且完全不负责的女人，对于女儿毫不关心，这给予了静的行为以合理性——她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所以她不停地要求小东给予爱她的证明。而小东似乎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性，他要去寻找出走了的静，而蓉姐支持了他的行为。

当小东去寻找自己女友，我们似乎看到新一代男性的进化。从这里可以看到女性共同体的确隐约存在，但通过以上描述，我们也会发现这个共同体不是非常完整和纯粹的。70后男性高启盛是本片导演，也是本片编剧，也许人们会认为它的女性关怀虽然真诚，但对于女性命运的体察和呈现仍然是外在化的。但我们仍然相信共情和理解他人的能力。只是这些情节因为不够强烈，没有被十分有力地加以引导，最终它虽然能看出自己在展现一些观念，但是这个观念并没有被高度集中的提炼出来，因此它的强度不够，这使得这部影片没有成为一部具有巨大能量的影片。

另外一个问题是，电影前面呈现了稳定的日常生活，并使之获得了一定的自足的意味，这更让它和后面的衔接似乎不够充分。这部影片中强烈的戏剧性转变应该在之前埋下的深刻的伏笔。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叙事中的确隐含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只是这些因素没能引起观众过多的注意和怀疑。直到后面的情节出现的时候，我们才对前面的那些不稳定的因素恍然有所悟。比如女主角和一个19岁的男孩为什么在一起住？他们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女主角为什么不吃东北饺子？还有就是女主角为什么总是戴着口罩，她为什么要将存款存在闺蜜的账户上？

这都用来解释蓉姐始于2000年左右的潜逃。2000年后中国网络时代来临，至于如何来看待电影中潜逃生活中的合理性，这尚待梳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以上所分析的特点，它是缺陷，还是能够构成另外一种电影方案和电影样式？

我的答案是后者，就是说它其实也可以构成一种电影的样式，而它的质感也给予了它这样的合法性。在今日的电影作品序列里，《一江春水》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它将女主角置于长达19年的潜逃中，让她处于漫长的被延迟了的宣判之前，这其中本应弥漫着末日感。虽然后来她投案自首，发现早年的男友其实仍然活着（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19年潜逃没有被警察追捕），她也将口罩扔进了炉火中，也许她可以开始新生活了，噩梦似乎已经终结，但是19年的噩梦已经长进了身体和血肉里，深埋在人的潜意识深处，难以驱赶，这19年就成为了导演关于绝望的命运的隐喻。而由于悲剧持续的时间过于漫长，乃至反转似乎都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