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新主旋律电影不仅在数量上呈现出不断涌现的态势，并且也在突破着陈规旧俗对历史的模式化书写，进一步摆脱了类型片的窠臼，具备不俗的美学价值和叙事品质，带给了观众不一样的惊喜。主旋律电影以高大全的完美英雄人物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讲来承载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有着“为人民服务”的创作目的，但应该注意的是，电影也应该平衡艺术性的要求，否则故事将会失之真实可感，缺乏感染力。仅仅对电影中的意识形态做最为表面化的处理，便容易忽略在潜移默化、习焉不察的层面上的意识形态是与艺术的本然真理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新主旋律电影扬长避短，在商业化的过程中更加亲近观众的审美需求，可以说在多个维度上激活了个性与灵魂，在鲜活的叙事和人物中，那个理应如此被表现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历史才得以跃出虚构的表象。

意识形态功能的艺术性强化

意识形态最初是一个哲学概念，如今被视为是一个被建构和受到权力话语左右的思维场域，意识形态的概念史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艺术作品与意识形态之间是生产与映射的单纯关系，而在后现代的、尤其是在后阿尔杜塞、后福柯的思想语境中，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更加富有活力和互动性质的多声道对话行为。

雷蒙·威廉斯认为意识形态这个词语在欧洲最早被使用出现在1796年，但是意识形态的概念和人们对它的思考远远在此之前。拿破仑将意识形态定义为经验和常识的对立面，是“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一种不自然的方式”。在拿破仑使用之后，意识形态这个词在19世纪通常等同于革命的。马克思所言的意识形态则是一种思维方式，是隐而不显地控制人的思想的机制。这种思维方式被物质生产所决定、所制约。如果意识不到“观念是以理想的方式表达支配性的物质关系”这一点，那么就会产生意识形态，换言之，意识形态荒谬性地存在于无法意识到它存在的地方。

新主旋律电影的成功之处正是将建构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作为自身的目的，《长津湖》并不仅仅是对某一战争历史事件的转写，而《战狼》也并不是对中外边境真实状况的描述，二者均再造了一个无涉伦理判断和历史辨析的艺术性的虚构空间。例如在《战狼2》这部电影中，冷锋面对撤侨的任务和激烈的军事矛盾，虽然在非洲仅生活一年，但冷锋已经与许多非洲人建立起了跨越洲际的友谊，还有一个可爱的黑人干儿子，在命悬一线之际，是非洲女孩帕莎用自己的血液救了冷锋。冷锋的爱国主义有血有肉，甚至成为国际主义的援助动力，这些细节使得《战狼2》的艺术空间更加可信和丰满。

英雄形象中的民族认同感建构

新主旋律电影往往具有更加丰富的层次，有利于与接受者的视域进行融合，在观众与电影的互动中产生更加个体化的情感反应。更加重要的一点是，有血有肉、有缺点有成长的英雄艺术形象有助于建构民族整体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如果观众可以在对英雄的虚构建构中辨认出与“我”能够产生共振的元素，继而“我”也是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的一份子，而思想政治教育应将此视为最理想的目标。电影《战狼》中冷锋正是一个并不典型的英雄形象，他爱国护国、侠肝义胆但是有自己的道德标准，《战狼》中的冷锋因为保护战友违抗上级命令而被开除，《战狼2》中冷锋的行动也从为妻复仇开始，爱国主义在冷锋身上有了更加多元化的体现。

并不是只有军人才会被卷入战争、作为战争主要参与者的军人也并不是仅有这一种身份。《长津湖》为何以伍千里回家探亲开始？因为这个情节同时交待出两个重要的细节，伍千里和伍万里互为镜像组成一个完整的英雄成长线索，首先是作为成熟的英雄，伍千里带回了牺牲的大哥的骨灰，给在水上漂泊无居所的父母许以“来年开春盖房子”的美好承诺，伍千里所面对的忠孝难以两全的困境实际上是我们同样可以理解的对不同责任的认领。其次是有待于进一步成长的英雄，这也正是由易烊千玺所扮演的伍万里，这个人物在最初出场时是一个霸道任性的少年，随着二哥回家探亲对战场产生好奇，懵懵懂懂地追随着兄长的脚步加入了第七穿插连，由此进入到成长的轨道上。伍万里的成长是电影《长津湖》中一条重要故事线索，他融入七连、学习战争的过程既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在集体和社会中实现成长蜕变的故事，能够令观众产生强烈的共振，同时又是升华到民族大义高度上的起点。《长津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就在有效地使观众在亲情、友情和集体认同感这些具体的人生命题中得以实现。

正确历史观的重塑

新主旋律电影具有自身的优势，其实这一类型中的战争题材电影本身的存在就解决了一个常见的叙事难题，那就是个体的成长叙事如何在与民族国家的宏大命运产生关联的同时保持自身的可信度，而宏大叙事如何在令观众可亲可感的同时保证对历史的真实再现。战争本身就是一个由众多个体构成的宏大事件，人在战争中成为高于自身的集体和历史中的一部分。新主旋律战争电影因此具有明显的双线叙事结构，通过个体与宏大的相互补充建构出更加完整也更加具有感染力的历史事件。

由林超贤导演的电影《红海行动》就有非常鲜明的叙事层次，在这个叙事层次所组成的历史光谱中展现了战争的完整图景。电影并未采用单一的主人公叙事视角，而是用人物的群像——女性战地记者、八名蛟龙行动特种兵，被赋予丰富的新时代战争可能性的多重视角来突破旧有的战争想象。在《红海行动》中的战争并不是我们传统认知里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电影式的战争，插科打诨、谈笑风生间便有异常的能力解决世界中的问题，这部电影用严肃和真实的触感使得观众在和平年代想象战争。越是被描述得真实可感越是能够触动到观众的感官经验，由真实的鲜血与伤残、死亡与牺牲所组成的战争凸显了和平的可贵。由此《红海行动》进入到对主题旨归的阐发中：战争并不是肢体的对抗与冲突，也是精神的蜕变和转折，爱国激情的迸发和燃烧。《长津湖》中有相似的双线叙事的设计。在伍千里回家探亲被迫中止回到战场之后，导演插入了对朝鲜战争的宏观描写，美国的广播、军舰、呼啸在边界领空的战斗机用来表现外在的危机景象和战争语境。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麦克阿瑟的记者问答中，这位美军高级将领两次提到了上帝（God）——从领土到文化的侵犯意图就表现在宏大的背景叙事里。伍万里的成长叙事就在这样的语境中展开，他的保家卫国的理想主义、对并肩作战的七连兄弟的认同感都是对侵犯的某种反应。在强大的敌人和团结的意志的对立之间，新主旋律电影以战争的意象完成了对意识形态和现代历史的确证。

（作者系聊城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