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电影百余年发展历程，“主旋律”电影诚然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主线之一。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电影类型，“家国大义”始终是主旋律电影最重要的表现主题，历史洪流滚滚向前，“家国”之心也在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我们看到，主旋律电影也在这个过程不断发展，完成故事、主题的时代性重构。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夺冠》等一批优秀的主旋律电影与观众见面，在票房和口碑上取得双丰收。2021年，时值建党100周年，《我和我的父辈》、《革命者》、《长津湖》等一批主旋律电影再次引发关注，从这些电影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已经从最初“教化”剧框架中解放出来，宏大抽象的“家国”主题在“故事性”为主导的当代电影文本中，被还原为具体人物、家庭的内在情感，在“个体-群体-社会-时代”的逻辑锁链中，建立了“家”与“国”的双向链接，从题材、故事、叙事结构、艺术手法等方面，全面完成了对“家国情怀”的全新建构。

一、主旋律电影的“家国”传统

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便承担着“宣导”、“教化”的社会功能，电影经历并见证了中国风雨变幻的变革、战争、新生、和改革。在各个历史阶段，电影人站在国家和人民的角度，提炼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现实，讲述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故事，表达最具有民族共性的价值，就形成了“主旋律电影”基础面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旋律电影”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932年-1937年的左翼电影运动，左翼电影运动的电影创作也开启了中国电影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从左翼电影时期的《中国海的怒潮》、《共赴国难》，到抗战时期的《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再到后来“十七年电影”时期的《永不消逝的电波》、《红色娘子军》，文革结束后一直到今天，“主旋律”电影的发展不断深化，近年来，《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我和我的家乡》、《中国机长》、《中国医生》、《长津湖》等优秀主旋律电影不断涌现。纵观这些主旋律电影，我们会发现，聚焦个体的生活，以个体的“小家真情”为切入点，最终落脚“国家大爱”，由“个体”描绘塑造“群体”群像，把个人、家庭和国家有机结合在一起，将个体对家的眷念与国家的热爱联系起来，将个体的自我发展与祖国的繁荣强盛联结在一起，形成一种解构历史的家国情怀成为其共同的艺术特色。

二、“国”与“家”的呼应性叙事

在传统的主旋律电影中，或是聚焦重大历史事件、英雄人物，或是侧重于描写主角在历史洪流中的代表性行为，这种艺术选择旨在突出“宏大性”、“崇高性”，唤起人民心中的爱国主义热情。但需要注意的是，过于强调宏大性，一方面难免会落入“说教灌输”的表达困境，另一方面，创作中模糊了角色作为个体的个性，反倒使群众感到疏离。文革时期的样板戏电影，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诚然，国家的“高维”在中华儿女的心中已经内化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核心，但在艺术实践中，如何将略显抽象的国家大义落脚到人民生活的实处，成为需要创作者们探索的方向。这就成为了近几年来主旋律电影“家国”叙事的逻辑起点——化“国”为“家”，以“小家”透视“大国”，在“家”和“国”的呼应中完成“中国故事”、“人民故事”的呈现。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家”与“国”的呼应叙事，既有对立性，也有同一性。以《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为例：《长津湖》中，从战场回来的伍万里捧着哥哥伍百里的骨灰回到故乡，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号角，万里不得不辞别双亲，再一次踏上战场。这种“舍家为国”的对立性，是“家国”情怀的一大层次；弟弟伍万里为了证明自己，也追随哥哥的脚步成为第七穿插连的一名战士。在这一兄弟三人相继投身战斗的历程中，国家大义悄然转化为小家内部的精神传承，以此我们可以瞥见这种精神传承在中华民族各个个体间的普遍存在，这就是“家国”同一性的体现。而在《我和我的父辈》中，更是将这种传承性放在中心位置加以呈现：《乘风》中，父亲马兴仁和儿子马乘风同为骑兵，为了声东击西掩护群众转移，儿子乘风自愿暴露在敌人的枪炮之下，只剩下坐骑“乘风”染血而归，故事最后，父亲马兴仁率领骑兵团铁骑将敌人阵地踏平;对儿子而言，他的家国情怀体现着“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对于父亲而言，家国情怀是“国仇家恨”的同一性。《诗》中，父母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先驱，将生命献给了新中国的航天科研事业。而作为孩子来说，理解父母的工作，理解父母的离去，都是无比困难和残酷的事情，这里体现的是“家”与“国”的对立性；但随着孩子们的理解，这种矛盾渐渐化解，成年后的女儿，最终继承了父母的遗志，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位女航天员。

三、“家”与“国”的同构集体

我们说，国家归根究底是人民的国家，历史实际上是人的历史，始终要回归到一个个个体故事中。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无论“家”或者“国”，它的本质都是一种“集体主义”，是人的汇聚。在“家国”叙事中，过于强调个体性，也有落入“个人英雄主义”的桎梏，只有注重广义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刻画，才能建构起真正的“家国”情怀。于是，除了在叙事上形成“家国”呼应，我们还可以看到，近年来的主旋律电影也善于利用“家庭式”的手法，塑造集体，刻画时代群像。“集体”是“个体”和“国家”之间的桥梁，这种“家庭”的构建，既可以回归到个人，也可以延伸至国家。

在《长津湖》中，七连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战友情等同于家庭中的兄弟情，连队中的炮排排长雷睢生被大家成为“雷公”、“雷爹”，这种“大家长”的称谓进一步强调了七连的“家庭性”。到了《长津湖之水门桥》中，平河向万里坦白百里是为了救自己而死，而已经成长为真正战士的伍万里心中，对“家”的概念已经从“小家”变成了“国家”，对于七连这个集体，也坚定了“家”的心理认同。于是他回答平河，七连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哥，在战场上为战友牺牲和兄弟之间本能的亲情等同起来。同样的群像还出现在《中国医生》、《铁道英雄》等影片。《中国医生》中，面对新冠疫情，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成为了第一线的集体，同时，从各地赶来支援的医生加入到这个集体之中，有冲突，有矛盾，也有和解和坚实的情感联结，是一个家庭的团结、发展、磨合、最终形成的过程。集体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是对“家”的另一维度的阐释。

（作者系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