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彼得·韦伯于2003年所拍摄的一部传记电影，改编自英国女作家特雷西·雪弗兰的长篇小说。两部艺术品以不同的艺术体裁聚焦于同一幅画作背后的故事。家境清寒的女孩葛利叶为了补贴家用来到画家维梅尔的家中帮佣，颇具艺术天赋的葛利叶无意中为维梅尔提供了灵感，二人开始合作一幅将要流传百世的名画……作为令维梅尔成为17世纪小画派代表的杰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却并没有在约翰内斯·维梅尔生前为他带来任何荣誉和财富的奖励。电影的内在核心叙事所展现的正是这样高雅体面的艺术史难以兼容的荒诞：在赊账、夫妻争吵和图谋不轨的艺术赞助者等种种阴暗的边缘事件中，传世的少女的珍珠耳环散发出可疑的光辉。正如画作本身的明暗对比一样，色彩鲜明的前景背后隐藏着沉默的少女葛利叶，在17世纪启蒙话语、现代性的时代盛景中她与她的形象建构起了一个关于女性叙事的美学隐喻。

一、男性凝视与沉默的女性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的葛利叶验证着一个真理：对于贫穷的少女来说，美貌是一种诅咒。因为她的美貌更加显化出在17世纪的欧洲，贫穷女性的存在无异于阿甘本所言的赤裸生命。葛利叶先是因为父亲和兄弟的意外（这些背景在原著小说中均有所交代）而成为画家的女佣，而后在画家的家庭中成为女主人欺凌的对象、男主人观看与凝视的客体，最后甚至险些遭到艺术赞助者凡·路易的暴力胁迫。一个群体的阶级与身份属性与个人的身体紧紧缠绕在一起，单纯的身体在某一个社会语境中获得政治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法律庇护。

与此形成对比的葛利叶的生命却是如同动物一样的赤裸生命，她只在纯粹的生物学上存在着，不受任何法律与道德的保护而可以被人随意处置。葛利叶处在这个群体权力的底端，就像在电影最后维梅尔所绘制的两幅画——一幅是被公开展示的上等社会的晚宴群像，一幅则是动机暧昧单独绘制的葛利叶，前者对后者的权力控制不仅表现在葛利叶被强迫作为画中人物的模特，更还体现在画中的葛利叶完全被抹去了姓名。只有在这个角度上，我们才可以更加全面地评估这个所谓的“爱情故事”的残酷真相。

艺术的美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现实来源的血腥压迫，但是无法否认的是绘画与作为绘画素材的现实是无所不在的生命政治的一部分，这首先就体现在视觉中心主义的观看之道上。即便葛利叶本身就是一个极高艺术天赋的女性，但是她的天赋却只能用来作为维梅尔天赋的容器与工具。当葛利叶移开了椅子，认为“她（女模特）看上去像是被困住了”的时候，她实际上却是在谈论现实中被困的自己。她连续地被交易、被吸收进男人的世界里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形象。没有耳洞的葛利叶接受穿刺，只为了戴上象征着纯洁无辜的珍珠这一情节象征着维梅尔对葛利叶无声无形的掠夺。

男性凝视（Male Gaze）这个概念特指男性对女性一种特殊的观看方式。这种观看绝非纯洁中立的观看，而是携带着一整套权力运作和欲望纠缠的方式。男性凝视正是视觉中心主义的产物，在视觉中心主义文化中，观看是一种权力，观看者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位置，被观者沦为了观看的客体而渐渐失去自己的认知。维梅尔几次在暗处观察葛利叶、凡·路易在晾晒的白被单背后伏击葛利叶都在强化着一种身份力量悬殊的观看对比，成为被观看者意味着自我身份的空缺从而当女性体会着男性凝视者的眼光带来的权力压力时，会通过内化观者的价值而物化自我，就如同女主人妻子嫉妒葛利叶被选中质问维梅尔为什么不画她一样，被凝视讽刺性地成为了价值的体现。

然而《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看和被看的关系比惯常所知的男性凝视更加复杂。伍尔夫曾说过女人是男人的镜子，她拥有神奇和美妙的力量能够让男人在镜中呈现出比自己实际还大二倍的身影。绘画的看与被看并非是一个单向通道，电影所正确看到的是男性通过观看物化女性以确证自身的时刻，同样也是男性身份焦虑最为严重的时刻，因为这意味着他随着她的位置而动摇波动，若她不回应这一观看那么把男人当作中心的父权期望反而很吊诡地将男性隐形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侧面挑战着视觉中心主义的霸权，电影表现了葛利叶完全不为男性所知的自我正如她紧紧包起来的头发一样，《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的少女不只是被描绘的对象，同样在回望着画家/观众，她目光中的欲望、痛苦与纯真成为画的灵魂，左右着人看的方式——葛利叶既是手无寸铁的赤裸生命，又是这个残酷游戏的潜在参与者。

二、美与现实：诗意美学的隐喻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并不仅仅是关于一幅世界名画的传记电影，其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了完全的一致。电影本身同样就有着油画般的质感和和谐的比例，比如在葛利叶与男友散步时过曝身边的树林来制造特殊的质感。电影时常以缓慢拉近的镜头突出前景与背景之间强烈的明暗对比，来暗示人物性格的变化以及某种特殊的气氛。

在电影的最后，葛利叶穿了耳洞，名画的完成仅仅需要最后的一个步骤，画家维梅尔用暧昧的肢体动作抚慰了葛利叶的疼痛和委屈，却又回到画布前准备继续完成画作。此时镜头对准了葛利叶，并且慢慢拉近聚焦，葛利叶背后纯黑的背景更加突出了她头巾的色彩和珍珠耳环的光泽。电影在这里暗示着葛利叶与维梅尔之间一触即发的欲望张力与绘画难分难舍地融合在了一起，绘画或者说绘画的美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艺术创作行为，而更像是情欲的最终结合。这同样也是这部电影对于艺术美的形而上想象，在至高的画的美中身份、道德都不再重要，葛利叶不再是一个贫寒的底层少女，而维梅尔也不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已婚画家，二者可以在一幅画中实现自由地结合。电影强调了这种美的结合超越了世俗的审判标准，成为一个不公义的现实世界中的镜与灯。

值得注意的却是，电影这样混淆现实与艺术，将道德替换为美的尝试可能也包含着一种它所试图避免和净化的权力隐喻。以爱情与艺术的名义获得永恒仅仅是无力改变现实的精神胜利法。当葛利叶险些被凡·路易强暴时，美不能保护这个纯粹美丽的少女不受伤害，当维梅尔无视经济压力沉浸在作画与修改中时，妻子与幼子又都成为了美的牺牲品。电影最后的情节是原著小说的结尾：维梅尔英年早逝，留下遗嘱将当年那对珍珠耳环赠予葛利叶。而彼时的葛利叶已经结婚生子，并未将往事告诉丈夫，而是将耳环变卖谎称是维梅尔家付清的买肉欠款——葛利叶最终用生活的物质要求走出了美的迷障，艺术或许可以流芳百世，却仅仅是整个现实的一个侧影。

（作者系南宁理工学院文理学院讲师）